作为直接在“五四”精神影响下的一代知识分子，巴金的作品《家》曾得到当时进步青年的热烈反应，无疑，他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优秀作家。

　　实际上，巴金的一生，贯穿了中国的整个20世纪，由于他很长时间生活在中国主流文化圈里，因而他的生活注定要与整个国家的时代风浪休戚相关。

　　作为最后一个离世的“五四”一代人，巴金留给中国社会的不仅是他的作品，更有值得这个民族记取的教训，以及“说真话”的决心和行动。

　　1936年，鲁迅去世。在为他抬棺者中，有当时32岁但已经文名赫赫的巴金。2005年10月17日19时06分，这位最后一个在世的抬棺者辞别了人世。

　　“巴金的痛苦就是巴金的魅力”

　　“在南京师大附中校园里树立着巴金的铜像，铜像前四个字“掏出心来”是巴金亲手题写的，几个字浓缩了20世纪人文精神的精髓，亦是他作品的全部。巴金一生都为之努力，连同他朴实而真诚的愿望，也是20世纪中国乃至现在的奋斗目标。巴金是20世纪中国精神的代表，他一生的探索是整个中华民族探索的缩影。”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表示。

　　1931年《时报》连载“激流三部曲”之一《家》，为年轻的巴金赢得了巨大的声誉，27岁的他已是沪上声名斐然的作家。这一时期他的主要作品还有《死去的太阳》、《新生》、《砂丁》、《萌芽》和著名的“爱情三部曲”《雾》、《雨》、《电》。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社会急剧动荡，巴金始终没有停止过写作。

　　陈思和用了“巴金的痛苦就是巴金的魅力，巴金的失败就是巴金的成功”来概括巴金，“他的痛苦、矛盾、焦虑……这种情绪用文学语言宣泄出来以后，唤醒了因为各种缘故陷入同样感情困境的中国知识青年枯寂的心灵，这才成了一种青年的偶像”。

　　不能原谅自己

　　“他生前已经看够了各种表演，在他去世之际，不要急于把各种溢美之词加在他的身上。”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巴金的文学成就不是最高的，他之所以如此受人瞩目，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文革’结束后的《随想录》，当大多数人陷于控诉，把自己当成无辜的受害者时，巴金首先揭发的是自己；二是支持建立现代文学馆，向世人展示真实的文学史。”钱理群教授说。

　　最后一篇文章还在道歉

　　“文革”结束后，中国文坛兴起了“伤痕文学”，作家们忙着诉说这场浩劫留下的伤痕。此时，已经70多岁的巴金，忙着写他“说真话的大书”———《随想录》。

　　他为自己曾经的文章和行为感到不安，在《怀念胡风》中，他写道：“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30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

　　在“反右”和“文革”这些“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巴金究竟做过什么让他感到如此羞耻的事情呢？主动揭起这些伤疤的是巴金自己，在《随想录》中可以看到：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曾经批判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批判冯雪锋的“凌驾在党之上”；批判艾青的“上下串连”。

　　“在对胡风、丁玲和冯雪锋等人的批判中，上面要求他写文章，巴金不得不表态，因为他当时任上海文联主席和作协主席。但是在这些文章中，编辑加了很多话，不是巴金的本意。巴金的言论在当时疯狂的批判和揭发风潮中，实在算不了什么。”陈思和说。

　　虽然只是“跟在别人后面丢石块”，巴金也用自己的笔把它记录下来，提醒自己和世人不要忘记。

　　在《怀念胡风》一篇里，他仔细地写下了自己曾经在批判“胡风集团”运动中写过的三篇稿子。第一篇，人民日报记者来上海组稿，他写了《他们的罪行应当得到惩处》，“表了态”；第二篇，为过关写《关于胡风的两件事》，批评胡风“作贼心虚”；第三篇，本来是批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志愿军与朝鲜姑娘恋爱的，但是经过编辑修改给“胡风集团”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巴金重读自己当年批判胡风的文章，说“我好像挨了当头一棒，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审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

　　“他有意地通过这种方式来写，检讨自己，也是检讨整个民族。”陈思和说。

　　最后一件工作

　　“倘若我能够在北京看到这样一所资料馆，将是我晚年莫大的幸福，比我写五本、十本书都有意义。”巴金这里所说的资料馆就是现代文学馆，建现代文学馆是他一生的最后一件工作。

　　1981年，巴金在《创作回忆录》的《关于“寒夜”》一文中，提出建立现代文学馆的设想，对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作品进行展示，告诉世人并不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建现代文学馆就是为了反‘文革’，肯定被‘文革’否定了的现代文学。”舒乙明确地说。

　　同年3月，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刊载，得到全国各界人士热烈响应，同时得到政府支持。1985年，中国现代文学馆在北京西郊万寿寺设立，当时因为腿骨骨折的巴金，坐上轮椅到场剪彩。2000年新馆终于落成。巴金捐出15万元作为文学馆的开办基金，并把以后所得稿费全部转赠给现代文学馆。后来，他又把自己的所有跟现代文学有关的藏书捐给文学馆，共计8000多册。如今，斯人已去，他捐赠的书还静静地放在现代文学馆三层的作家文库里。

　　荣辱生前身后事

　　“总路线是一盏光芒万丈的明灯，……今天我们好些工业产品已经达到英国水平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鼓舞了我们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而且提出了切实的保证，用不到15年的时间，我们的工业水平就会超过英国。”谁能想像得出这篇写于1958年的叫做《宣传总路线》的文字，出自巴金之手。巴金一直为此感到羞愧。为此，他写了一篇《“遵命文学”》，“我的文集里虽然没有‘遵命文学’一类的文字，可是我写过照别人的意思执笔的文章。”

　　“巴金自己一生痛恨对强权的屈服，他在《家》里为性格软弱的觉新痛心疾首，在现实中他痛恨自己为什么‘那么听话’。”陈思和说。

　　中国有句古话叫“寿则多辱”，巴金忍辱穿过了浩劫，活了下来，又用“真话”挽回了他生命的尊严。“巴金在历史面前的正直与诚实，正是被谎言所挫伤的中华民族最需要的精神品格。”刘再复评价道。

　　1986年，巴金写《“文革”博物馆》一文，“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最好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20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怕历史重演，他连晚上做梦都感到恐惧。

　　据巴金传记作家李辉回忆，建“文革”博物馆这件事一直萦绕巴金心中，他从未放弃过个人努力。“‘四人帮’决不是‘四个人’，他复杂得多”，“十年浩劫究竟是怎样开始的？人又是怎样变成兽的？我们总应弄出个眉目来吧。”“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巴老这样说。

　　舒乙说：“他生前已经看够了各种表演，在他去世之际，不要急于把各种溢美之词加在他的身上，而是要去理解、继承他的思想。”《瞭望东方周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