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平凡父亲的遗产
informationtimes.dayoo.com 2006年05月08日来源：信息时报
“我会变成植物人吗？”
从母亲的墓地来到父亲家，我在洗手间对着祖父留下的剃须杯，第五十遍排练我的台词；然后回到客厅，看着陷在另一端沙发角落里等待宣判的父亲。
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心跳得厉害，好像要听到恐怖消息的那个人是我。“你的问题很严重”，我开口道，“但是可以解决
“贝尔氏瘫痪？”他问。
“不是，是个肿瘤。但不是恶性的，可以动手术。要是我们请梅耶森动手术的话，他可以做，他想要和你谈谈手术的事。”我无力地加了一句，“梅耶森说这只是个常规手术。”在昨天的电话里，梅耶森确实是这么说的——我当时想，“当然，对你来说当然是常规的。”
“手术以后我的脸就会好吗？”
“只是不会恶化。”
“那么，我以后还是现在这个样子喽？”
“恐怕是这样。”才两分钟，我就学会了像外科医生一样说话。
“我明白了。”他说，接着陷入了沉默，神色恍惚，孤单而恍惚，要是这时他死了，我也不会感到奇怪。他空洞地瞪着眼睛，视线没落在任何东西上，好像遭受了致命一击的人。大约一分钟后，他才从打击中反应过来，回到必须挣扎面对的现实中，估摸着他的损失有多大。“我会变成植物人吗？”
“我想如果梅耶森认为可能导致这种结果的话，他就不会提出要动手术。”可是真的不会吗？梅耶森说15%的病人在手术后情况变得更坏。
他笑了，其实是苦笑。这种老于世故，让人心碎的微笑好像在说，那是当然。
他把手放在额头上脑壳底部的位置，没摸到什么特别的东西，又笑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
我有种被抛弃的感觉
在母亲去世大约两三年，我去佛罗里达看望他时，他要立遗嘱。我跟他说过把所有的积蓄都交给山迪，让山迪按照他的意愿，和两个孩子一起分配这笔钱。我不需要钱，而把这笔钱分成两分，还是三份，对赛斯和乔纳森来说差别就大了。我说这话的时候很认真，后来还在写给他的信里重申这一点，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想过他的遗嘱。
但是，现在死亡离他这么近，他又告诉我会根据我的要求执行这个遗嘱方案，从而实际上把我排除在他的继承人之外，这就产生了一种意料之外的反应：我有种被抛弃的感觉——虽然他没有把我列入遗嘱是我自己造成的，但这没有丝毫减轻我被他抛弃的感觉。
令我非常沮丧的是，现在跟他站在一起看着他的遗嘱，我发现自己很想从我这个执拗顽强的父亲历经艰难困苦一辈子攒下来的财产中，分得一份。我要这笔钱，因为这是他的钱，我是他的儿子，有权得到他的遗产；我要这笔钱，因为就算不是他艰苦谋生挣来的一大堆积蓄，它也体现了他克服或者捱过来的艰难。这是他必须给我的，也是他想给我的，按照传统习惯也应该给我，为什么我不能闭上嘴巴，让一切自然而然地发生？我是不是一个突然变得无法跟比自己先到的哥哥争权利的弟弟？还是相反，是一个觉得自己已经侵占哥哥太多特权的弟弟？我怎么会产生放弃继承权的冲动？这种冲动又怎么会如此容易地压倒对遗产的期望，以至于我现在后悔莫及地发现作为儿子本来就有继承权？
父亲的三个问题
所有他的过去几天问过我的关于手术的问题，我都叫他写下来带来问医生。他就用铅笔写了，费劲地用庄稼汉一般笨拙杂乱的笔迹把问题列出来，句子里所有的名词都是大写，不过除了一两个词，拼写倒都是对的。我们出门前他给我看过上面列出的问题，我当时就想：“我要保存这张单子，有它和剃须杯就可以了。”
父亲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方格纸，在膝盖上摊开“第一个问题，”他开始念，“手术过程是怎样的？”他抬头看着梅耶森说，“请原谅我的无知，医生。”
“我们只要把大脑稍稍抬起来，把它下面长的那东西取出来就行了。”
听到他说要把我父亲的脑子“抬起来”我吓傻了，难以置信，你这么惊动大脑还能不引起灾难后果？
“你们用什么设备开颅？”父亲问，“用通用电气的还是布莱克德克的？”他原本看起来是如此苍老而沮丧，这番话倒更让我惊讶于他话中的尖刻和似乎相应的、客观的勇气。
医生的回答也显示出他的客观性，“工具都是外科手术设备公司生产的。”
父亲转到他准备好的下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它还会长出来吗？”
“最终可能会，”梅耶森说。现在轮到他说话带来嘲讽的口吻了，“再过十年或十五年，我们可能又要做一次。”
父亲面无表情，慢慢点了一下头，表示他明白了什么意思。“第三，”他又回到问题上来，“会很痛吗？”
“不，不怎么疼的。”梅耶森告诉他，“手术以后你会感到很恶心，会发高烧，身体也会很虚弱。”
梅耶森的护士，一位瘦小灵巧、穿着寻常衣服的中年妇女，也跟医生一样和霭可亲，她同情地伸手握着父亲的手，说：“我们会尽量让你在五六天以后能够坐起来。”
对此，父亲只是喃喃自语：“好家伙。”尽管还没有手术，他眼前却浮现出了五六天里他都不能让自己下床的情景。
尿了。他成功了。
傍晚，我正在帮他吃难以下咽的流质晚饭，医生来了，他衣着光鲜，焕发着所有你希望在神经外科医生身上看到的自信。相形之下，我父亲瘫坐在晚餐托盘前，粘着饭渍的病号服胡乱在背后打结，牙齿外露，半边脸耷拉着，看起来像是个小老太婆。
医生告诉我们切片检查的结果。听完医生的话，父亲对着托盘看了很长时间，托盘上有凉的肉汤，酸奶，一杯巧克力，一块吉露果冻和一根棒冰。从他涣散迷离的眼神中你根本无从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我想像着那片在他脑壳的空当里长了十年日长夜大的指甲，这块跟他一样顽固、柔软的东西，顶断了他鼻子下来的骨头，又以一种像他那样固执、不屈不挠的力量，像一根獠牙一样，凸进他脸部的空腔。
当他终于恍惚想起医生的存在时，父亲抬起头对他说：“好吧，医生。还有许多人在一边等着我。”然后把头凑近托盘，用调羹舀吉露果冻，又想吃东西了。
我跟着医生和他的助手一起走到走廊里。
“你爸爸很坚强。”医生答道。
“一个坚强的八十六岁老人，总是也有限度的吧。”
可是到了第三天早上，他还没有小便。和别人一样，他可不想插上导尿管，我就叫他到洗手间把马桶的冲水龙头拧开，然后坐好等着，看能不能尿出来。他去了三次，最后一次进去用了二十分钟，然后走出来说，尿了。他成功了。
我得到的遗产：是屎。
在上二楼的楼梯上我就闻到大便的臭味，洗手间的门敞开，门外过道的地板上扔着他的粗棉裤和内裤，我父亲，全身赤裸，站在门后面，刚刚冲好淋浴出来，浑身还淌着水，臭味很重。
看到我，他快要哭出来了，他用一种我所听到绝望的声音，把整个不用说就可以猜到的经过告诉我。
到处是屎、防滑垫上粘着屎，抽水马桶边上有屎，马桶前的地上一坨屎，冲淋房的玻璃壁上溅着屎，他扔在过道的衣服上凝着屎，他正拿着擦身子的浴巾角上也粘着屎。
他说：“我大便失禁了。”这次，他眼泪流了出来。
我带他进卧室。他坐在床边上，继续拿浴巾擦身子，我去拿了自己的一件厚绒浴袍，等他擦干以后给他穿上，然后拉开床罩，让他进去睡一会儿。
“别告诉孩子们。”他躺在床上，用那只看得清的眼睛往上看着我说。
“别担心，没人会知道。这种事每个人都可能发生，忘了它吧，好好休息。”我说。
我放下百叶窗让房间暗下来，然后走出房间关上门。
洗手间看上去就像一些怀恨在心的暴徒洗劫一空后扔下名片扬长而去。“这就像写一本书，”我想——“不知道从哪儿开始写起。”但我还是蹑手蹑脚跨过地板，伸手打开窗子，这就是一个开始，然后我走下通往厨房的后楼梯，在避暑间里聊天的赛斯，露丝和克莱儿视线之外，从水槽下面的柜子里拿出一只水桶，一把刷子，一只崭新的盒子，两卷纸巾，上楼回到洗手间。
清理完毕，我踮着脚尖回到他安睡的卧室，他还有呼吸，还活着，还与我在一起——这个永远是我父亲的老人，又挺过了一个挫折，想到他在我上来以前勇敢而可怜地想自己清洗这个烂摊子的努力，想到他为此而羞愧，觉得自己丢脸，我就感到难过，现在，既想此事已经结束，他睡得这么香，我想在他死以前，我就不能要求自己得到更多了——这，也是对的，理应如此，你清洗父亲的屎，因为你必须清洗、可清洗完之后，所有过去没有体会的感觉，现在都体会到了，这并不是我第一次明白这点：当你抛开恶心，忘记作呕的感觉，把那些视若禁忌的恐惧感甩在脑后时，就会感到，生命中还有很多东西值得珍惜。
但是，我心里又对这个被软骨瘤挤压的沉睡中的大脑说一次也许足够了；如果让我天天干这个，我最后就不会觉得这么激动了。
我提着那臭烘烘的枕套下楼，放进一只黑色的垃圾袋，扎好，再擒起袋子走到外面的汽车旁，倒进准备送到洗衣房的车尾行李箱里，至于为什么这是对的，并且现应如此，对我来说再清楚不过，既然这件事情做好了。那么，遗产也是如此。这并不是因为清洗象征着别的什么，而是因为它不是，它什么都不是，它只是活生生的现实。
我得到的遗产：不是金钱，不是经文护符匣，不是剃须杯，而是屎
。
爸爸，我只好让你走了。
三个星期后，他死了。在1989年10月24日午夜前，他开始感到不适，经过十二个小时的折磨，于第二天午后停止呼吸。他用一种令人敬畏的爆发力呼吸每一口，这是他一辈子倔强坚韧的最后写照，是应当见识见识的。
我请求医生让我单独和父亲在一起，或者说只要让我和他在急诊室的喧闹中尽可以安静地呆在一起。我坐下来看着他挣扎求生，想要集中精力看肿瘤对他的影响究竟如何。这并不难，因为他躺在担架床上看起来就好像已经跟乔·路易斯大战了一百回合。我想着倘若要用呼吸器延续他的生命，他所必将经受的痛苦。我打量着呼吸器，上下打量着，但只能在那里坐很长时间，然后才尽可能地靠近他，用嘴唇亲了他沉陷的、被摧残的脸，听见自己对他轻声说：“爸爸，我只好让你走了。”他已经有好几个小时不省人事，也听不见我的话，震惊、心恸的我还是流着泪对他一遍一遍说这句话，直到我自己也相信为止。
之后，我能做的，只有跟着他的担架床一起走进他们停放他的房间，然后坐在床边，死亡是工作，他就是工人。死亡是可怕的，父亲就要死了，我握着他的手，至少这还像他的手；又抚摸他的额头，这也至少还像他的额头，然后我对他说各种各样他再也不可能听见的话。幸运的是，这个早上我对他说的事情没有一件是他不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