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历史·游戏感
informationtimes.dayoo.com 2006年06月19日来源：信息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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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是私人空间，但私人空间不是住宅。当大量的个人信息被泄露、生活受骚扰、公共空间失却安宁与安全感，把私人局限在住宅的定义，已经过时。
私人究竟是权利化和私隐化了的“我”。这个“我”，包括身体、个人信息、私生活、私人财产，以及在公共空间里不被打扰和侵犯的权利。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没有私人空间的，有的只是“天地君亲师”的伦理、同一屋檐下的秩序，以和为贵的礼仪和守望相助的乡土情结。
私人空间意识的全民觉醒，是在追求生活品质的背景下社会的巨大进步。这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里，一个被全新发现和诠释的、从未有过的空间。当然，技术的进步也反向刺激了全民对私人空间的敏感和不安。尤其，当市场的手伸过私人空间的樊篱，无论善意与恶意都将引发不确定的后果，这不得不让非名人的公众保持高度警惕。
即便如此，我们这个时代的私人空间还是被侵犯得一塌糊涂。
“好奇心的存在，自有它的道理”，爱因斯坦说，“丰富的想象力比渊博的知识更为重要。”今天，八卦的心态借助传播的便利和技术工具的进步，把这份好奇心转化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传媒和大众一齐狂放。最后摘果子的是有商业进取心的人，他们可能来自娱乐工业，可能是公众人物，可能是引以为广告代言的商家，最后受伤害的是私人空间被侵犯，自身又没有商业企图的人。
八卦心态的全民总动员，传播工具的普及和升级，传媒对所谓有真相的貌似查证，商业进取心越界和利益驱动的诱惑，底线和诚信的缺失，合成了一出出私人空间谋杀案，每天都在上演——私人就是这样失去空间的，而诉讼又是那样的艰难与代价高昂。
对自由的滥用带来对自由的侵犯。我们有心要重新界定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边疆了。
提倡私人空间并非把人变成孤独岛，个人主义与个人权利是两码事。在强化对私人空间认知的同时，每个人仍然时时希望从私人空间里走出来，与人交流。
西方比中国更早进入“陌生人社会”，便在丹麦、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又有了“共享社区”的尝试：与邻居交往、聚餐、互助，办跳蚤市场和兴趣班，重新享受邻居冷漠时代消失了的安全感和日常生活便利——像是回到了中国乡村的祠堂时代。
金钱能保障个人生活品质，但保障不了私人空间的品质。一个有安全感和有品质的私人空间，还需要诚信、规则和交流来保障。我们都是社会动手，不会为了保全私人空间而变成蜗牛和刺猬，或患上自闭症；但若没有一个诚信的、讲规则的和有制度保障的公共空间，私人空间也将荡然无存。
说到底，不是私人空间、而是公共空间的行为模式需要新的定义。何树青
游戏的内在驱动力
席勒认为，人能确切地认识到两种内在驱动力，它们驱使人们实现各自的目标。第一种驱动力可以称之为感情的内在驱动力，它源于人的感官的天性。它把人置于时间的框架中，要求时间有一种内容，而填满时间的这一状态叫做感觉。感受支配着人，时间拖带着人前往。第二种驱动力可称之为形式的内在驱动力，它源于人的理性的天性。它为人设定了某种形式和形象，制定了一系列的原则，努力保持人格的不变。
这两种倾向是相互矛盾的。造就人的是理性，而带领人前进的则是感觉。感性的内在驱动力涉及的是事物的真实性，它要求变化，它的目标在于保存生命。形式的内在驱动力涉及的是事物的必然性，它坚持统一和不变，意在维护尊严。但这两种驱动力都在强迫着心灵，前者靠自然法则强迫，后者靠理性法则强迫。因而，它们都需要被限制，否则，前者将容易导致野蛮和狂热，而后者将可能引发严酷和无情。在文明的时代里，柔和与软弱，广博与浅薄，正确与空泛，自由与任性，轻松与轻浮，心情平和与无动于衷，等等，其间的转换，正是这两种驱动力相互作用、较量的结果。
在此基础上，席勒还阐发了一个全新的概念——游戏的内在驱动力。他认为，游戏的内在驱动力不应仅是感性的内在驱动力，也不应仅是形式的内在驱动力，而应该是两者兼备。他说，人既不纯属物质，也不纯属精神。对于人而言，美的东西不该仅仅是生命，也不该仅仅是形象，而应该是“活的形象”。
正是游戏，而且惟有游戏，能一下子把人的双重天性都发挥出来，使得人十全十美。人只有在他是十足意义上的人时，才可能进行游戏；也只有在他进行游戏时，才是个完全的、完美的人。“人与美应该只进行游戏，人也应该只与美进行游戏。”席勒这句话具有一种伟大而深刻的意义，它将扛起美学艺术和更加高深的生活艺术的整座大厦。沿着这条道路来探寻美，是永远是不会迷失方向的。
今天，我们正处在世界上最大的一场游戏之中——世界杯足球赛。对于某些政治家们来说，世界杯是严肃的政治，存在着被夸大的爱国主义，存在着令人担忧的恐怖主义、种族主义、新法西斯主义等；对于许多商人来说，世界杯存在着巨大的商业机会。但是，对于绝大多数普通观众而言，世界杯仅仅是一场游戏，而且也应该把它仅仅当作是一场游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从中感觉到体育运动之美。
生活总是严肃而沉重的，因而需要艺术和美带来欢快和轻松。人们之所以需要游戏，是因为可以从中感受到艺术，感觉到美，它能使紧张的人恢复和谐，使松懈的人恢复精力。人类在物质和精神匮乏的驱使下，会努力工作；如果感到精力富余，就会进行游戏。这就如同狮子一样，如果没有受到饥饿的折磨，也没有受到其他野蛮的挑战，它便会以畅快淋漓的咆哮充塞空荡荡的荒原，在自得其乐中消耗掉它那绰绰有余的力气。
体育运动本身可能是一种最好的游戏，而足球赛则是规模最大、影响最为广泛的游戏之一，它是整体与整体的对抗，充满了力量、智慧、激情和令人赏心悦目的技巧。交战双方如同两支交战的军队：或者是以嘹亮的呐喊声，宛若一群奔马冲入战场；或者是静静地，迈着坚定步伐向战场挺进。在这种交战中，我们有时可以看到盲目力量的狂妄自大的忘乎所以，有时可以看到稳固队形和形式的胜利，看到法则的质朴和雄伟。第一届世界杯，都会涌现出几个天才，他们能够超越复杂，以最天真、最简单的方式，跨过看似不可逾越的障碍，在天空中画出天才的一笔。
在尽情的享受足球带给我们的快乐的时候，也应当记住席勒留给我们的另一句箴言：“艺术的影响是间接的。体验美的事物，既不会使人变得更聪慧一些，也不会让人更合乎道德准则，但可以促使其心灵力量的再生，振奋并增强其精神。”世界杯不会改变什么，在这里，在这游戏的领域里，我们只能稍稍地停留片刻，然后还要回到现实的领域中，在生活的田野上被时间拖带着继续前进。宿景祥
对工业遗产的认同
最近听到“工业遗产”这个名称，这个名称一下子与我记忆中的两件事情挂起钩来，于是我在“第一时间”（其实就是“马上”）便接受了这个提法。
第一件事比较稀罕，常当笑话讲。那是我许多年前在美国一所大学上考古课，最后要搞发掘实习了，教授说：“我们实习的对象是一座水电站的遗址。”作为从古老中国来的学生，我心里暗暗发笑，笑话美国人没有历史竟惨到这种地步。其实在这件事情上，我是与美国人有差异的。对他们来说，废弃的水电站属于“过去”，属于“历史”，而我当时体会不到这一点。
第二件事很常见，但我有特别感受。这些年我在国内坐火车，过山谷、河川时，常见到远近有废弃的水泥桥墩，那里应该是旧日的铁道线路，不知什么时候由于改道而被废弃了。废弃的铁路桥墩徒然站立在那里，望着它们，我不由得感到了岁月的流逝，也不由得要猜想：当初是谁修建了它们？它们之上也曾有飞奔的火车来往吗？从形态和剥蚀程度上比较，有些桥墩多半是不久前废弃的，但也有些桥墩的颜色深暗，时间显然比较久远，透出历史气息。面对这样的桥墩遗址，无论它是否真的有那么久远，在感觉上，我看见的是一个已经逝去的时代。
说一个时代已经逝去了，是说那个时代的“使命”与“价值”都已经结束，今天的一切都在新的社会观与社会使命的框架下运行，即所谓的“事随时变”了。美国的废弃电站，中国的废弃铁路桥墩（其中定有20世纪初年的），还有像老商业建筑，老火车站等等，在今日科技时代的人看来，它们都是已经逝去的那个早期工业化时代的遗迹，其中具有特殊历史意义者，当然可以算作一类历史遗产。
我们中国的早期工业化时代，应从近代史算起。祖国的近代史，在被侵略的悲情与闹革命的豪情的时代风云之下，其实还有钢铁与浓烟烈火的形象，那是国人对早期工业化所赋予的质的想象。让我们读几句郭沫若的诗，体会一下那个时代的价值观。
在20世纪初年作的诗中，郭沫若热情地写道：“轮船要烧煤，/我的脑筋中/每天至少要三四立方尺的新思潮。”因为煤比作启动力，所以郭沫若接着说：“我要往图书馆里挖煤去哟！”日出是光明美丽的，郭沫若比喻为“哦哦，摩托车前的明灯！”海面上轮船冒着浓烟，郭沫若赞美道：“一支支的烟筒都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哦哦，二十世纪的名花！”
郭沫若的诗句字字真情，绝不是笑话，当时的人就是这样表述那个时代的理想与价值。煤、烟筒、聚光灯正是那些理想与价值的符号。
过去一些年，我们习惯于只从政治上认识近代历史，突出战争历程，突出农民革命。工业似乎不是中国文化的产物，它令人联想到列强的入侵。即使是国人自己的“洋务运动”，也属于腐朽王朝的范畴，算不上“辉煌的一页”。我国早期工业发展的复杂背景，使我们在歌颂民族近代奋斗历程的时候，对它总有几分回避，全无郭沫若当年的那股热忱。直到近年，因为改革发展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变化，在意识形态中，历史视野也逐渐放宽，于是早期工业创业的各方成就才逐渐受到重视并得到充分的正面评价。
对历史遗产的确认，也是一种认同，是对它们的历史价值的认同。工业遗产的形成，是历史前移的结果。我国终于走完了初期工业化的历史阶段，许多初期工业化的设施结束了其功能性的服务，而转变为纪念性景观。这样的景观或设施就是遗产，遗产帮助我们回忆一个时代。如果把“我们”看作一个历史概念，那么那些遗产其实正是“我们”的一部分。唐晓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