黛安娜·阿巴斯:否定加否定的少数派
informationtimes.dayoo.com 2006年06月19日来源:信息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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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拍摄少数派,成为少数派,将社会所有的规则和审美推出门外,最后,以死亡拒绝了自己的生存。
“任何事从来就不是一般人所熟悉的那样,我所认可的是我从未曾见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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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黛安娜·阿巴斯出生在纽约,家境富裕,父母在第五大道经营着一个名叫“拉塞克斯”的豪华百货商店。像多数上流社会的家庭一样,黛安娜·阿巴斯在保姆和父母的呵护下长大。但她却不能像其他富家子弟一样享受,她说:“我觉得孩提时就备受折磨的一件事是——从来就不觉得有过困境,我被一种不真实的感觉所肯定,而我所能感觉的只是不真实而已。”
13岁,她遇到了自己的真实。她爱上19岁的艾伦·阿巴斯,堕入情网。艾伦是一个小雇员,一心想当演员,完全不符合父母对黛安娜婚姻的期望。于是,他们的爱情受到了父母的阻拦,千方百计想拆散他们。黛安娜显现了她生性的反叛和倔强,坚持与艾伦来往,高中毕业的同时,她结婚了。
不久,这对年轻人便有了两个孩子。夫妇俩携手搞起时装摄影,维持生计。在婚姻的初期,黛安娜对丈夫俯首贴耳,百依百顺。但依旧不能掩饰,她在摄影方面的才华。而丈夫艾伦却一心想实现自己的明星梦。最终两人分手了。
从小,黛安娜所接受的上流社会教育,要求她成为一个循规蹈矩、举止优雅的女士,同时,忠于家庭,忠于丈夫。可以说,长期以来,黛安娜一直在努力扮演好这个角色,但她的内心却不肯停止怀疑,她怀疑这些是正常的吗?这种上流社会的生活是真实的吗?
在现实生活中,无论她怎么努力,身边那些伴侣朋友们却始终无法给予她同等的关心,每当她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总是不在。黛安娜·阿巴斯愈是全身心地投身于摄影,内心愈是备受孤独的煎熬,对自己充满了种种自我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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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岁,黛安娜·阿巴斯离开了商业摄影,她在newschool学校选修了女摄影前辈丽莎·荣德的课程。荣德一直在拍非常态的人物——极胖与极瘦的人,极富有与极穷苦的人。她鼓励阿巴斯去拍那些吸引她的人。
十几岁时,黛安娜·阿巴斯就常在放学路上,找寻古怪的人,并且跟踪他们,看看他们是怎么生活下来的。她被悲剧人物所吸引,因为她觉得他们比她更真实。
“不管是否邪恶”,荣德告诉她:“如果你不去拍那些你不得不拍的东西,你就永远不会拍照。”
黛安娜·阿巴斯开始在纽约四十二街和百老汇街之间的畸形人博物馆里住下来。她在半夜里追踪巨人和侏儒,出没于社会的底层,那些破旧的房子、妓院、小旅馆。她似乎刻意要和自己的上流社会家族对抗,故意接近禁忌,好像只有在底层和那些奇特的边缘人为伍,她才能找到真实。她说:“我这么做只是出于对他们的崇拜而已。时至今日,我对其中有些人所抱的那份感情依然没变。不能说他们是我的亲朋好友,但他们使我油然而生一种羞耻中交织着畏惧的感情。”她认为相比自己,这些残障人才是真正的贵族,“畸形变态人群体好比是生活在传奇国度的民众,例如童话故事中拦住过往行人、强迫他们猜谜的登场人物。普通人大抵是在生怕遭受伤害的恐惧中度过一生的。畸形变态人则生来就伤痕累累的。人生的磨砺已经超越。他们就是特权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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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直到今日,黛安娜·阿巴斯的作品仍令人心神不安,产生某种恐惧的情绪。无论正常或不正常的人在她的镜头下,都有一种反常倾向:人物很奇特,表情古怪,穿着普通粗俗,在常态的审美观中,人们丝毫看不见美,只看到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回避的恐惧。这种恐惧可能是人的伪装,被看穿的恐惧。
在黛安娜·阿巴斯看来,“人常常要装出一个正常的样子让别人了解,而别人却往往看到你不正常的一面”。 而且,她认为,“我们在路上遇到一个人,基本上只注意到他的缺陷。我们有这种倾向是很怪异的,由于我们不满自己的这种天性,就创造了另外一套——伪装。我们伪装起来,向世界发出讯号,让别人能以一种特定方式来了解自己。在了解和不被了解之间有着很微妙的距离,这就是我一直称之为意图与效果的裂缝”。
因此,摄影对于黛安娜·阿巴斯,是一种意图,而非纪录。她说:“相片的主题永远要比相片本身来得重要,而且复杂。我对相片有感觉,但我更在乎这张相片关于什么。”因此,人们会在照片中,看到她的思索和意图:去思考命运与悲剧,思考自己与别人,思考正常与不正常的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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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她郁郁寡欢的生活,她的摄影作品很快出名了。杂志社的约稿纷至沓来,演讲会和讲座大受欢迎,画廊和美术馆相继邀请她举办个人影展,摄影集的出版进入洽谈阶段。她的知名度越来越大。这时候,她开始了明显的拒绝。她拒绝了美术馆举办个展的邀请,害怕一个人出席摄影讲座,拒绝出版摄影集,甚至对沃克·埃邦斯邀她去耶鲁大学执教的聘请也不给予满意的答复。
1971年,她首次代表美国摄影家向威尼斯双年展提供展品的前一年,黛安娜·阿巴斯服割脉自尽了。
在上世纪60年代,她生命最后的10年,我们可以看到,越晚期的照片越是诡异,越是不可思议。她对自己的生命越发充满矛盾。徘徊在上流社会和底层畸形人之间,自己的摄影和失去的婚姻中,她几乎否定并打破了全部的规则。她对抗了自己的出身,否定了自己的高贵:她镜头下的畸形人,充满了生命的尊严,神态祥和,而普通人,则面露丑陋和疯狂。例如一对在公园里散步的年轻夫妇,神情恍惚,好像毒瘾发作;而在拍摄上流社会的女性时,她有时不惜哄骗他们拍照而令其暴跳如雷,她们的目光残留着颠狂错乱,连怀抱婴儿的母亲也目露疯狂。
与此同时,在摄影步入成功的时候,黛安娜·阿巴斯又陷入了自我挫败感中,她说:“我想描写的是你无法脱出自己的皮肤,而进入其他人的身躯;别人的悲剧是永远不可能成为你的。”她永远跳不出自己的贵族阶层,也永远进入不了她渴望的特权阶层——那些伤痕累累,经历足够人生磨砺,而神情自若的人们,最终,她选择了死亡,以死战胜恐惧和挫败,以死选择了光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