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们的节日：博客在昨天抒情
informationtimes.dayoo.com 2006年06月19日来源：信息时报
|
1909年就开始有入建议确定父亲节。据说第一个提出这种建议的是华盛顿的约翰·布鲁斯·多德夫人。多德夫人的母亲早亡，其父独自一人承担起抚养教育孩子的重任，把他们全部培养成人。1909年，多德夫人感念父亲养育之恩，准备为他举行庆祝活动，同时，想到所有的父亲对家庭和社会的贡献，于是给当地一家教士协会写信，建议把6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定为父亲节。该协会将建议提交会员讨论，获得了通过。1910年6月，人们便在此庆祝了第一个父亲节。当时，凡是父亲已故的人都佩戴一朵白玫瑰，父亲在世的人则佩戴红玫瑰。这种习俗一直流传至今。但是开始时父亲节的日期各不相同，而且有的地方用蒲公英作为父亲节的象征，有的地方则用衬有一片绿叶的白丁香作为父亲节的象征。直到1934年6月，美国国会才统一规定6月的第三个星期日为父亲节。
今天父亲节的庆祝方式和母亲节大致相同，所不同的也许只是父亲们喜爱的礼物不是衣服而是香烟吧。今年的父亲节，正好在世界杯期间，有什么比儿女们携着下酒小菜和两瓶冰镇啤酒回家陪老爸在电视机前消磨一个晚上，然后聊聊童年往事更好的庆祝方式呢？
今天写博客的人群里，有一部分，他们的父亲已经故去，留给他们的是永恒的怀念；一部分，他们的父亲年事渐高，他们在回忆温馨童年的时候，时刻怀着树欲静而风不止的恐惧；也有一部分，初为人父，因此更理解了父辈。如果你很想对父亲说一句“爸爸我爱你”，又羞于启齿，那不妨写在卡片上，夹在他常翻的书中……或者写在博客里。
四部电影映衬中国导演代际之尴尬——父与子
池恒的电影不夜城 ｈｔｔｐ／／ｂｌｏｇ．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ｍ／ｃｈｉｓｕｈｅｎｇ
在中国电影中，“父亲形象”的塑造、“家庭焦虑”的呈现、“父子冲突”的表达一直都是若隐若现的非常重要的文化主题，很多电影学者，如陈犀禾、戴锦华、尹鸿、饶曙光等老师都写过论文对这一现象和问题作过专门的论述。自上世纪90年代初第六代“冲出江湖”以来，这些主题总是时不时地出现在他们的电影中，而且几乎都是以尖锐、激进的形式。早在1992年张元的第一部电影《妈妈》（也是第六代的初试啼声）里父亲就是一个“缺席的在场”（陈犀禾语）。
尔后，“父亲”或称“父权”越来越频繁的出现于新生代的电影中，并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可以这样说，这一主题的表达与描述成为第六代导演与主流话语、社会文化连接的“通道”，90年代一直处于边缘的“第六代”这一青年群体“妄图”通过这一渠道与大众/观众，甚至与前辈/父辈/第五代进行“想象中的交流”，用以表现自己的思想、证明自己的能力，这一行为也就是戴锦华老师所称的“绝望的文化突围”。然而由于他们作品的受众狭窄，独立制片的体制外运作以及看似叛逆的行为，必遭当时的主流话语排斥，这一尝试也宣告失败。
第三代父权的崇拜，第四代父权的迷惘和彷徨，第五代父权的怀疑与批判到第六代父权的反抗……中国电影中父权的历史性呈现与时代和体制的变更不无关系。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长片就曾经出现过这一“能指”：其中所描述的父亲（或祖父）就是第一代导演郑正秋心目中理想父亲的言说——通过一个思想转变的老太爷形象抒发了自己的改良思想。
“父亲形象”和“父权表述”这一“所指”已经不能简单的被论述为家中的长辈——家庭的主导者——生理之父，或是体制中的权威者——话语权的掌控者，抑或是当权者——历史的书写人；这一“所指”在中国文化与社会中所呈现出来的暧昧意义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随着时代的转变，体制的变更，它不断变化并充实着自身的含义；在“父权主导型社会”中，始终存在着传统与非传统、现代与非现代之间的激烈对抗与磨合，并成为中国社会显现或隐现的文化主题。
父亲节纪念：《父亲》
旅法艺术家高远的ｂｌｏｇ ｈｔｔｐ／／ｂｌｏｇ．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ｍ／ｇａｏｙｕａｎｆｒａｎｃｅ
巴黎的天渐渐地凉了，我愈加思念在家乡的父亲。
父亲现在已年过古稀，从来没离开过冀中老家。父亲的父亲是在乡间以卖书为生，闹日本的时候被抓了苦力。有同去的乡亲告诉父亲，说老人是在回来的时候，上火车时被人挤下来的，他年纪大，就再没能爬上来。
父亲那几天一直梦见爷爷，便打算北上宣化。在离爷爷矿上不远的地方租了一间房，把随身仅剩的钱物给了看门人。等矿上开门的时候悄悄地进去，晚上关门时再出来。几千人的大矿，又有日本人监工，父亲偷偷找了三天，也没看见爷爷的影儿。那时候父亲才十五岁，多少年了，他还常常自己念叨：“你爷爷应该还活着，也不给家里来个信呢？”
父亲小时候家里穷，奶奶却坚持供他读完了高中。父亲的中学是在家乡的辛集中学上的，辛中是家乡的荣耀，现在也还是全国仅有的几所重点中学之一。父亲说他上学的那会儿，学校不是挨轰炸就是来日本兵，上课都躲在野外的高粱地里。没有书，发油印的篇子。这些篇子他珍藏了好多年，文革中破四旧连家里的书一块都烧了。
父亲那年高中毕业，改变了他的一生。在解放前，上中学的人很少，辛中又是方圆百里比较好的学校。每到期末毕业的月份，校门口就常常停着两辆大车，一辆是吉普，国民党的黄浦、西南联大来招生；一辆是牛车，延安的鲁艺、抗日军政大学来招生。说是招生，其实只是口试，看看学生证，上车就走。
父亲那年高中毕业，上的是抗日军政大学的牛车，刚出县城，家里报丧的人寻路赶来，说奶奶没了。父亲戴上孝帽，匆匆赶回乡下，一直到现在。
有时候我也问父亲，你的同学都当了大官，你后悔吗？父亲的思绪好像回到了从前：那时候年轻人常说的一句话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哪有奔当官去的？多亏上的是牛车，不然你叔叔和姑姑可怎么过呀！
奶奶没的那年，叔叔九岁，姑姑也只有十四。十八岁的父亲便担起了全家的重任，直到叔叔和姑姑各自成家。老家的表哥曾说过，父辈人的情感，我们这代人无法替代，因为我们只能凭想像感受他们那段孤苦相依的日子。
叔叔在前几年病故，姑姑今年又没了，家里人都没敢告诉父亲。我前些时回家；父亲喊住我说：“去看看你姑姑和叔叔，怎么好久都不见他们来了。”
父亲一生勤勤恳恳，认认真真，从年轻就在村子里做了好多年的会计。我小时候最佩服父亲就是逢乡里年节，成群结队的老乡和商贩到村里的发货场来，随着报菜声的起落，父亲双手各打一个算盘，左手顾货场的左边，右手顾货场的右面。
几十种蔬菜，有上百斤的批发；也有几斤几两的零售。菜名和斤称的喊声刚落，父亲便随口报出了菜价，偌大的一个菜市场竟然丝毫不乱，我想这应该是父亲一生中最骄傲的时刻吧。
现在父亲老了，瘫痪在床，床头还放着他的算盘！父亲一只手已不能动，另一只手常常在被子上写写划划，哥哥问他在做什么，他说一个手在打算盘，一个手在写你弟弟的名。我知道，我一生都写不尽我的父亲。
父亲
李亚鹏的ＢＬＯＧ ｈｔｔｐ／／ｂｌｏｇ．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ｍ／ｌｉｙａｐｅｎｇ
往事太多，难以复述。
最让父亲失望的，大概是我没有上哈工大而上了中戏。为此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不太说话，但终究是一个豁达的人，后来也叮嘱我：“既然选择了，就要做好它。”只是这些年来很少问我的工作，可能父亲对文艺实在是不感兴趣。
最让父亲骄傲的，应该是1993年我在乌鲁木齐筹办的一场摇滚乐演唱会，有唐朝、女子眼镜蛇、王勇……盛况空前，创立了很多个“第一次”。当时也没钱，也没有什么关系，就这么跑了三个月，就做成了。那一年我22岁，很清楚地记得，父亲也来看了。结束时我还在忙着指挥大家工作，父亲过来说先回去了，我说：哎，知道了。父亲伸出了手，我愣了一下。那是我们第一次像成人一样握手，终生难忘。
最让我遗憾的，是我在北京有了自己的家，父母亲来看我，临走时父亲说：“我们没什么事儿就坐火车回新疆吧。”一念之差我就答应了，送他们到车站时，车上的人很多。想到两个老人要坐三天，我后悔了，说下次还是坐飞机的好。回去两个星期，父亲就去世了。我再也没有机会了。后来回家的时候我买了一张机票，亲手放在父亲胸前的口袋里，算是对我过错的弥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