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波度尽 恩怨文坛
informationtimes.dayoo.com 2006年09月11日来源：信息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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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恩怨源自时代风云，反过来，透过这种恩怨沧桑，人们也就可以大大加深对时代的认识。《恩怨沧桑——现代文坛恩怨一瞥》一书，虽不能涉及现代文坛全部的恩怨，但在它所涉及的范围内，都没有停留在问题的表面，而是深刻挖掘了政治和时代根源，发人深省。
丁玲与周扬：
宗派情结从延安时代开始
从延安时代起，丁玲与周扬便是革命文艺的两大“首脑”，也是从那时起，这两大“文艺首脑”便开始分庭抗礼了。
据袁良骏分析说：“丁玲和周扬在延安的历史碰撞，实际上，正是‘左联’矛盾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和发展。”
1939年，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成立时，吸收了许多文协和鲁艺的骨干分子到协会中担任理事。但“文抗”成立时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团体，没有自己的刊物，没有自己的阵地。后来萧军提议“文抗”出版《文艺月报》，丁玲向周扬提议，把这个月报的编辑部设在鲁艺，由荒煤、舒群编辑，周扬负责，但周扬不同意。对于这段工作，后来丁玲在《丁玲自传·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前后后》说，月刊的头两期是丁玲、荒煤、舒群三人合编的，每一期在稿件的选择上都有一点不同意见，“我却常常处于少数。因此在编第三期时，我就表示要退出编委。……我离开《文艺月报》的编辑工作后，和它再没有工作联系……这时文协人更多了，草明、白朗，还有于黑丁、曾克等先后从大后方到来：鲁黎、伊明、林默涵、魏伯等大约都到了文协，一时显得十分兴旺。但人一多，关系自然也会复杂起来。”
1941年6月17、18、19日，《解放日报》连续发表了周扬的长文《文学与生活漫谈》，这引起了“文抗”的舒群、萧军、白朗、罗烽、艾青等五人联名写下《（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一文，当时的周扬在延安文艺理论界已经树立了自己的威信，但他的文章居然遭遇到“文抗”的批判，这从某种程度上，也加深了周扬对“文抗”的意见。而周扬认为，丁玲是“文抗”的“首脑”、“文抗”是以丁玲为首的，这样也加深了周扬对丁玲的个人恩怨。而其中最深的恩怨，或者说丁玲与周扬在解放前最大的矛盾可能就是产生在延安整风运动前。
周扬善于把握住毛泽东的思想，早在1939年，周扬在《我们的态度》一文中，对暴露黑暗与歌颂光明就有些精辟的论述，这些文艺观点为后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而此时还没把握住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丁玲还在写“暴露黑暗”和提倡“暴露黑暗”的《三八节有感》、《我们需要杂文》、《关于立场问题我见》等文章，当毛泽东倾向性地选择了周扬的文艺理论观点，并将延安鲁迅文学院院长的位子传给周扬后，周扬实际上成了党的文艺理论，思想的代言人，在这种情况下，周扬当然就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丁玲，以巩固自己的文艺理论的正确性和权威性，并因此而获得了权力的保障。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丁玲与周扬之间矛盾的加深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客观产物。
丁玲与沈从文：
友谊在试金石前变色
那么沈从文有什么事情让丁玲“早有不满”呢？据丁玲自己说，有两件事她是不能原谅沈从文的。一是1933年丁玲被捕，“左联”派人找沈从文，准备以他的名义写信，接丁玲的母亲去上海，向国民党政府要女儿。沈从文不肯。二是1934年沈从文回湘西，路过常德，有文学青年要沈从文去看看丁玲的母亲，沈从文不去。丁玲谈到这两件事的时候说：“他向来胆小，怕受牵连，自是不必责怪的。”
那么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
1933年，丁玲被捕时，沈从文是到处设法营救丁玲，这在上文已有叙述。据凌宁分析说，沈从文不愿以自己的名义写信接丁玲母亲来上海这件事情不可靠。如果沈从文“胆小”、“怕受牵连”，那沈从文何必写出《丁玲女士失踪》和《丁玲女士被捕》等文章呢？且这些文章矛头直接指向国民党，很有可能惹来麻烦。沈从文在给周建强的信中说：“‘左联’派人（冯雪峰）商量营救，我不肯出面（我根本未见过‘左联’某某），这也不是事实。她被捕后，在北京，我是唯一公开写过两篇文章呼吁的。”这样看来，丁玲埋怨沈从文的第一个原因，根本是不存在的了。
再看第二件事。丁玲认为沈从文路过常德，有人要沈从文同去看她母亲，沈从文不去。其实如果情况属实，丁玲也没什么可生气的。丁玲的母亲毕竟不是沈从文的母亲，沈从文没有一定要去看的义务。更何况沈从文那趟回湘西，是因自己的家母病危。按常理来说，看望、照顾病危的母亲应该是沈从文此行的主要任务。从人情上讲，沈从文这次没去看丁玲母亲也谈不上什么“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沈从文在回忆当时回湘西时说：“1934年我回湘西，是因为我母亲病危。来去匆匆，在家里只呆了三天。当时我离开湘西已有十几年，不可能有常德的文学青年与我相识。”
这样看来，沈从文让丁玲愤慨、不能原谅的两件事，也大概是不存在，或者说基本上不能构成他们俩产生恩怨的关键因素。
丁玲“打”沈从文，其实是盯着另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一直与她有矛盾的周扬。
这样看来，沈从文在这场恩怨中是“受委屈”的、是受“诬蔑”的受害者。但若细细追究丁玲的人生经历和政治信仰，我们对丁玲也要宽容些。丁玲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她为革命的崇高伟大与艰难牺牲决定了她的奋不顾身一往无前的抉择。在政治斗争的关键时刻，丁玲自然不能讲情面。她认为她有权利也有义务反驳沈从文对于她的歪曲——至少是对于她的未革命的某一侧面的不合时宜的强调。为了她的政治革命性，她必然毫不客气地舍弃与沈从文的友谊。
郁达夫与王映霞：
家庭风波与两份启事
1938年3月初，郁达夫自福州经延平、龙泉来到浙江的丽水，同前些时候已经从杭州来的王映霞母子会合后，准备立刻动身前往武汉。到了武汉后，王映霞整天闷闷不乐，愁眉苦脸，与郁达夫不断口角。
一天郁达夫向郭沫若汇报视察东战区的经过和观感后，回到自己在武昌时的住所时，发现王映霞不辞而别，且带走了平日常穿的几件衣服。王映霞离家出走，郁达夫很是纳闷。就在这气头上，郁达夫在翻寻王映霞衣物时，突然发现了三封许绍棣寄给她的“情书”。他彻夜难眠，就在王映霞穿的纱衫上写了“下堂妾王氏改嫁之遗留品”几个大字，聊以泄愤。
第二天，他在武汉汉口的《大公报》上，又刊登了这样的一则《寻人启事》：
王映霞女士鉴：
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常事，汝与某君之关系，乃携去之细软衣饰现款契据等，都不成问题，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住址。郁达夫谨启
接着，他又把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情书”，拿到照相馆去翻印若干，遇到好友就送上一份，并说这是为打官司准备的。就在这时，友人曹秉哲律师告诉他，王映霞并未去浙江会许绍棣，而是在他家。郁达夫听后，知道自己错怪了王映霞，心中不免又悔恨起来。
王映霞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也有了离家出走的念头。以前，郁达夫常因为突然生闷气，离家出走。王映霞不知他的下落时，心中甚是担心。“风雨茅庐”建成后，王映霞对郁达夫开始逐渐冷落，忙于交际，忙于与高层交往，虚荣心开始膨胀。在一些问题上，与郁达夫发生分歧时，也不再像过去那样礼让郁达夫了，而是坚持自己的看法。准确地说，她开始了原本属于她、适合她性格的独立的生活。
王映霞一看那《寻人启事》，真是气愤之极，并指郁达夫生性多疑，招惹是非。好在曹秉哲出面，将郁达夫请到自家来，让郁达夫自己和王映霞解释去。
郁达夫一个劲儿地向她道歉。第二天一大早，趁郁达夫求情的机会，王映霞向郁达夫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求郁达夫登报道歉。于是一份由王映霞起草的《道歉启事》出来了。
达夫因神经失常，语言不全，致逼走妻王映霞女士，并登找寻启事，诬指与某君关系，及携带细软等等。事后寻思，复经朋友解释，始知全出于误会，兹特登报声明，并深致歉意。
郁达夫启
两份启事一刊登，自然就把家庭的矛盾公之于众了。据说当时此事竟成了武汉三镇的重要新闻。一连好几天，除了“保卫大武汉”、轰炸、疏散、高温之外，人们又多了一个议论和纷纷猜测的话题。
萧军与萧红：
偶是相逢患难中
正是由于萧军的疏忽大意，使细心、体虚、常生病的萧红觉得很不快，甚至因此而发生了一些矛盾，后来，萧红决意离开上海，到日本调整心情休养身体。在日本期间，萧红对萧军有着不尽的思念，萧军也思念萧红，但就在这期间，萧军和另外一女子有了些交往。萧军和另外女子交往的事，对萧红的打击非常大。成了他们后来分手的直接原因。虽然萧军和那女子并没有结果，虽然萧红看似原谅了萧军，但在萧红的内心深处，一直为这件事耿耿于怀。
抗日战争爆发后，萧红、萧军来到武汉，在武汉期间，端木蕻良出现了。
二萧和端木都为东北人，彼此谈话十分投机，很快便成了朋友。
端木的到来，使原本紧张的住房更加紧张，曾一度，萧军、萧红、端木三人睡在一张大床上。虽然说，萧红和端木刚开始时，彼此之间的感情是纯洁的，但随着时间的推进，加上她与萧军的矛盾还没有根本化解，萧红的感情这个时候显得有些微妙的变化，萧红开始对端木产生好感，同样，对于年轻未婚的端木来说，也对萧红产生了爱慕之情。
在烽火硝烟的战争年代，个人的感情总是脆弱的。在时局发生变化日军大举进攻时，原本关系紧张的萧红和萧军，终于在一些问题上发生了大冲突，萧军想弃笔从戎，到山西五台山参加抗日游击队，直接对敌作战。而萧红要萧军继续当个作家，继续文学事业，用笔来战斗。固执的萧军自有自己的打算，萧红是劝说不动的。正因为这样，他们在争执中分手了。当萧军再次见到萧红时，她已经和端木一起生活了。
当时萧红怀孕已经五个月，很想要那个孩子，一是这是她和萧军患难六年夫妻生活的结晶；二是第一个孩子已当抵押品送掉，这第二个孩子就更显得珍贵。但是萧红也担心孩子生下来后，更加无法维持困难的生活，于是决定找医生打掉。在朋友蒋锡金的劝说下，她没有打掉孩子，可惜孩子出生后不久就夭折了。从此，萧军、萧红两人心平气和地、彻底地分手了。1942年，萧红在香港悄然离世。两人的爱情，恩怨化作一缕青烟，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