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阅读，以精细的姿态
informationtimes.dayoo.com 2006年09月18日来源：信息时报
最近关于国民阅读的调查报告显示，2005年有一半的中国人一本书都没有读，因为“没时间”。博客上流传着关于阅读的问答接龙游戏，问题如“一本你不止读了一次的图书”、 “一本改变你一生的书”等，问得很宏大，几乎让人怀疑是不是某些出版机构在操作图书阅读趋势的市场调查。在陌生人的博客中逛了一圈，发现回答
读书在过去似乎是一种风雅，读起书来，有精神贵族的感觉。古人对这件事是很讲究的：书房要清幽雅淡，读前要沐浴焚香；有时可能还要依红偎翠，红袖添香夜读书。当然这样读书未免会因为太“精英”姿态了些而招人攻击，也有不那么一本正经的读法，就是在马上、厕上、枕上完成。在古人的生活中，无论是“沐浴焚香”的正儿八经还是“三上”的休闲，读书都是一件缓慢精致的事，在这“慢”中，可以占有，可以咂摸，可以回味，就像朱大可说的，“躲在书房里的缓慢阅读，是对世界的一次秘密地占有”。于是，在一切都急吼吼往前冲的时下，读书成了一件奢侈的事。在这样的年代里，看《读书》、《书城》、《万象》、《书屋》这类附着于书，以细节考据、精细阅读为特色的杂志，更要费心力。这些以小众面目出现的人文类杂志，有时确是故作高深，让人敬而远之，但它们执著地坚持以精细的姿态呈现阅读，还是让人心生敬意的。
《书屋》一向严肃得颇有几分学究气，不跳脱，然而不少细节还是鲜亮的。比如从鲁迅的讲演文章和史料中，傅国涌到底挖出一些新鲜的细节，在接近泛滥的鲁迅研究中让人耳目一新。当年鲁迅作为一个演说家是很有人气的。讲演的标题，如《娜拉走后怎样》、《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等，都是精心拟定的。从听众们回忆的文字中可见，他的演讲深入浅出，嘻笑怒骂，大受欢迎。（《书屋》9月，《鲁迅先生的讲演》）今天只能透过文字去揣摩当日景象，想必不逊于如今的“易中天效应”。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阅读风尚。《读书》对“红色经典”文学作品在俄国命运的讲述（《读书》９月，《“红色经典”在俄国的命运》）好像是我们自己的故事一般，因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毁灭》、《母亲》等苏联“红色经典”不仅是前苏联国内的畅销书，也是滋润新中国青年成长的养分，甚至是中国几代人阅读史上的主流读物。随着前苏联的解体，这些曾经发行上千万册以上的红色经典风光不再，它们宣扬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在年轻一代的个体主义价值观面前迅速崩溃，而它们的故事也因为和历史上的专制时代相连而失去原来的光环。但是作者也注意到，在网上旧书销售目录上，这些红色经典后面都注明：没有现货，说明它们虽然不再受到出版商们的青睐，但仍存在一定的需求。中国也有红色经典，如今它们都在哪儿呢？仍在被读的旅途中，还是早已终止了阅读的使命？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
意气风发的80年代，是图书的黄金时代。甘阳先生如今回忆起自己主编的畅销书时说，当时从西方引进译著，完全是凭个人兴趣，“就是想读自己觉得有意思的书”，“不像九十年代以后首先要问市场如何，国际接轨的可能性如何，而不是自己喜欢什么”。（《书城》９月号，《甘阳：八十年代与现代性批判》）。那样纯粹而随心所欲地做书，也许是今天挖空心思做市场做营销的出版人可望不可及的境界吧。
好的出版家和书店，是一个社会的福气和希望。如果做书和卖书之人都不爱书，如何能指望读者爱？《书城》介绍了英国两位出版家：约翰和麦奇勒，他们对出版的热爱和编辑工作的细致风格，是今天的编辑做不到的。约翰编辑书稿很花时间，“要消耗许多支香烟，许多瓶啤酒，许多次讨论与笑谈”，而对于今天那些永远设定期限赶书的出版社来说，这样的编辑是不合时宜的。麦奇勒则有把自己中意的书推销出去的本事，他可以到处游说书评人、报刊编辑、零售商，逢人便赠送样书，令人难过的是，如今连锁书店的人，似乎没有兴趣倾听一个图书编辑热情洋溢地介绍他发掘的某本新书或某位新作家。《万象》介绍了芝加哥神学院的合作社书店，它简陋得像一个地窖仓库，却盛名在外。“如果不在它陈列桌子上，那很可能书不值得看”——对一家书店来说，还有什么赞誉能比这更高吗？看到这里，总在抱怨今天的人们不爱读书、哀叹出版没落的出版人和书店老板们是不是该闭嘴了……
在这些人文类杂志中，关于阅读这件事，细节纷呈，不必炒作，也无需刻意宣扬，安静而专注。这样的阅读本身，就是在粗率的当下生活中，向一种遥远而精致的生活致意。
子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