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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获救之舌》中，卡内蒂主要回忆了1905～1921年间在欧洲几个国家度过的青少年时光，其中有关于成长的幽暗记忆，与家庭成员间的复杂关系，独一无二受教育的过程，尤其是他父母对他走上写作道路所起的重要作用，20世纪的中欧许多政治和文化生活在书中也得到尽情展现。
“今天先不割，明天才割”
我幼年时期的回忆淹没于一片红色之中。一位姑娘抱着我走出家门，我面前的地板是红色的，从左边走下去的楼梯也是红色的。我们家对面，一扇门打开了，一个男人笑眯眯地走出来，他友好地向我走来。他走到我的身旁，站立着对我说：“伸出舌头来！”我把舌头伸出来，他把手伸进他的衣袋，取出一把折刀，把它打开，将刀口伸到贴近我的舌头的地方。他说道：“现在我们把他的舌头割下来。”我不敢将舌头缩回去，他靠拢得越来越近，他的刀口马上就要碰到我的舌头了，就在最后一瞬间，他将小刀抽回去，说：“今天先不割，明天才割。”他把小刀折好，塞进他的衣袋里。
每天早上我们走出家门来到红色的走廊里，对过的那扇门开了，那个笑眯眯的男人也出现了。我知道他要说什么，就等待着他发布伸舌头的命令。我知道他将会割掉我的舌头，一次比一次害怕。
此事我铭记在心里，好久以后我才向母亲询问此事。从地板和楼梯都是红色的这点看来，她断定是卡罗维发利城那所供膳宿的公寓，在那里她和父亲与我一起度过了一九○七年的夏天。为了照管我这个两岁的幼儿，父母从保加利亚带来了一个小保姆，她还不满十五岁。她惯于一清早就抱着孩子外出，她只说保加利亚语，却在热闹的卡罗维发利处处都认识路，并且总是准时带孩子回来。有一次，有人看见她跟一位不熟悉的年轻男子在街上走着，关于他的情况，她一无所知，可谓偶然相识。几个星期以后终于弄清了，原来这个年轻男子住在我们正对面的房间，在走廊的另一边。有时候，姑娘夜晚迅速走到他那里去。父母亲觉得自己对她负有责任，便马上送她回保加利亚去了。他们俩——姑娘和那年轻男子，很早就离开公寓外出，他们起初必定是这样会面的，他们相好也必定是这样开始的。小刀的恐吓产生了它的作用，小孩为此沉默了十年。
掌握父母的秘密语言
父亲从商店一回到家里，就立刻跟母亲攀谈起来，在这个时期，他俩相亲相爱，亲密无间。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但我听不懂，他们说德语，那是他们在维也纳度过的幸福的学生时代的语言。
我聚精会神地倾听他们谈话，听完后便询问他们，这是什么意思，那是什么意思。他们咧口笑了，说要了解我所问事情，对我来说为时太早，这些事情我以后才能明白。我想，他们用这种语言交谈的必定是一些奇妙的事情，我久久地徒劳地恳求后，便愤然跑开，跑到另一间很少利用的房间里，以完全像咒语那样的语调背诵几句我从他们那里听来的话。我常常独自一个人练习说这几句话，我单独一人的时候，就把我已背熟的所有句子或者个别词连续不断地说出来，说得非常快，肯定无人能听明白，但我小心从事，谨防父母察觉到，我以自己掌握的秘密来报答他们的秘密。
我发现，父亲给母亲起了个名字，只有当他们说德语的时候，他才使用这个名字，她叫玛蒂尔德，他则称她梅迪。有一次，我站在花园里，尽可能出色地伪装自己的声音，向屋里高声呼叫“梅迪！梅迪！”父亲回家的时候他从花园里就是这样呼叫她的。呼叫后，我就迅速绕着住宅奔跑，过了一会儿，我又带着清白无辜的神情抛头露面了。只见母亲无可奈何地站着，问我是否看见了父亲，她把我的声音听做是父亲的，这对我来说是一次胜利。她在他回家后马上就给他讲了这件事，说它是无法理解的。
他们哪里想到是我干的，在这个时期众多的强烈愿望中，我最强烈的愿望是掌握他们的秘密语言。
与糊墙纸高声交谈
在家里的儿童室里，我多半独自一人玩耍。其实我很少玩，我对糊墙纸说话，在我看来，糊墙纸图案上许多模糊的圈子仿佛是人。这些人在我虚构的若干故事里出现，有时我对他们说话，有时他们也参加玩，我对糊墙纸上的人从不厌烦，我可以跟他们聊数小时之久。
我上学几个之后，发生了一件感人的、激动人心的事情，它支配着我此后的全部生活。父亲为了我带了一部书回来，领我一人到我们孩子的卧室里，给我讲解这部书。那是一本少儿版的The Arabian Nights，即《一千零一夜》。父亲激励我，一本正经地对我讲话，说读这部书多么让人开心……他要求我现在试试阅读这些故事，把我读过的故事晚上讲给他听，说我读完这本书，他将给我带来另一部。我二话不说，立刻行动……每天晚上我都向父亲讲一点读过的故事，他遵守自己的诺言，经常带一本新书回来，我整天都沉醉在我的阅读中。
可能很容易看出来，我后来成长所需要的几乎一切，都包涵在我七岁时为了讨父亲高兴而阅读的那些书里。
读完每一部书后，我都跟父亲讨论一下书中的内容，有时候我激动得要命，他得安慰我一番。他从不以成人的方式对我说，童话是不真实的，对此我特别感激他，我也许今天还以为童话都是真实的。我清楚地察觉出鲁滨逊不同于航海家辛伯达，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些故事中的一个故事低于另一个故事。
我相信——这点我没有完全的把握——母亲把我经常与糊墙纸上小人的谈话，同书籍挂起钩来了。要不是那书籍和同父亲关于这书籍的交谈对我来说是世界上头等重要的事，我也许不会如此顺从地和假惺惺地放弃跟糊墙纸的高声交谈。
一个月学会德语
去维也纳的真正原因，就是我要学习德语。我已八岁了，应该在维也纳上小学，按照我的年龄在那里上三年级，因为不懂德语，人家可能不接受我进入那样的年级。对母亲来说，这样的想法是不堪忍受的，因此她决定在最短期间教会我德语。
来到洛桑不久，我们去一家书店，母亲探询英德语法，拿到了人家递给她的第一本书，火速领我回家开始上课。我该怎样叙述她的授课方式才能令人信服呢？想起她的授课，我本人也总是无法相信。
我们坐在餐室里的大桌旁，我坐在狭窄的一面，可以眺望湖水和帆船。母亲坐在我左边的桌角处，手持教科书，但我无法看到里面的内容，她拿着的书总是离我很远。她给我念一句德语，就让我跟着念。掌握正确的读音后她才把句子的英文意思告诉我，可是她从来不复述自己的话，我得马上永远地记住。教完一句后迅即转到第二句，程序相同，只要我会发音了，她就翻译句子，发号施令地注视我，要我把它记住，紧接着就学下一句。
第二天我又坐到原来的地方，面对敞开的窗子、湖和帆船。她又提出头一天学的句子，让我复述，并查问我句子的意思。我复述所学的句子，母亲满怀希望地注视着我，我结结巴巴地说，随后就哑口无言了。母亲怒不可遏，说道：“你既然能记住头一句话，其他句子你也能记住。可是你不想记，你想待在洛桑，我让你单独一人在洛桑留下来……”
我想，我害怕她的讥讽更甚于她的这番指责，因为她在特别急躁不安时就在头上拍手并喊叫道：“我有个白痴儿子！我不知道我有个白痴儿子！”……
令人最不舒服的烦恼大概延续了一个月就过去了。接着一个非凡的时期开始了。在上课之外母亲开始跟我说德语，我觉察到，我使她又感到亲近了，就像父亲死后那几个星期一样。后来我才明白，她以讥讽和折磨人的方式教我德语，不仅是为了我的缘故，她本人也急切需要同我说德语，它是吐露衷情的语言。她在二十七岁时失去了说这种语言的伴侣，这时她生活中的可怕创伤最敏感地表现在：她用德语跟父亲的谈情说爱沉寂下来了，他们的婚姻本来是在这种语言中进行的。她手足无措，觉得没有他自己也完了，因此她竭力想尽快以我取代他的位置。她对我寄予厚望，当我在她的计划开始时威胁着拒绝执行的时候，她难以忍受，这样她就强迫我在最短时间内做出超越每个孩子能力的成绩，而她之成功表明，她的深刻个性决定了我的德语。
对我来说，德语是一种忍受着痛苦的情况下较晚地培植的母语。痛苦过去了，随即而来的是一个幸福的时期，幸福使我同这种语言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必定很早就培养了我对写作的爱好。母亲决不容忍我放弃其他语言，对她来说，教育是以她懂得各种语言的文学为内容的，而我们的爱情——是怎样的爱情呢！——的语言就是德语。
■其人其作
卡内蒂（1905-1994）：
他是有名的“难以归属”的作家：生于保加利亚北部，祖先是居住在西班牙的犹太人；他1938年迁居英国，但终生使用德语写作。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说：“卡内蒂，这位萍踪不定的世界作家有自己的故乡，这就是德语。”卡内蒂一生不断流亡和放逐，他的经历是20世纪欧洲苦难和战争的缩影。卡内蒂一生发表散文、小说、戏剧多种。他的自传三部曲早已在西方获得盛誉。长篇小说《迷惘》是他唯一的一部小说，多次获奖，写一个学者被他的贪婪而愚蠢的女佣人所摆布，最后精神失常，自焚而死。剧本主要有《婚礼》、《虚荣的喜剧》和《确定死期的人》等。一般认为卡内蒂的意义远非诺贝尔文学奖所能涵盖，因为他还在政治哲学领域均取得了重要成就，所著《群众与权力》一书被政治哲学界奉为经典之作。
部分中文译本：
●《耳证人》
沙儒彬、罗丹霞 译，三联书店1989年5月版
●《迷惘》
望宁 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1月版
●《群众与权力》
冯文光、刘敏、张毅 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