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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火乐集的生存状况都要靠自己去追逐，要追逐梦想，就要保证生存。目前，我们是一方面做演出，一方面做出版。我们对出版要求非常高，所以量不是很多，进度很慢。另外我们做演唱会。野火乐集每年有两个音乐节，一个是在高校举行的巡回演出“唱自己的歌”，每年秋天我们还在城市里举办名叫“原浪潮”的音乐节。用这两个音乐节让音乐人发表作品。在音乐节中，我们不搞比赛，也没有名次，如果部落里有些年轻人发表自己的作品，我们觉得很好听，就会邀请他们来参加。
在音乐节部分，我们也会去找一些品牌赞助，但通常不会做冠名赞助。关键是我们需要给音乐人基本的发展平台和演出费用。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每年我们必须要做这两场音乐节。我们卖门票的音乐会不多，就算卖门票也很便宜，因为我们不想把门票当作唯一的收入来源。我们也没有固定的驻场场所，生活还是要大于演出。最后，我们有一些收入来源是帮人家做演唱会，比如台湾每年都会有很多演唱会，我们来帮他们执行演唱会，等于就是打工，用打工的费用来支持“野火乐集”的经营费用。因为仅仅找赞助是不够的， 还需要去赚钱。
平常的经营我们很节省，最节约的部分是人事方面，办公室只有三四坪大，工作人员只有三四个人。我们在看得见的地方花钱，音响一定要好，场地也要适合。但工作环境就可以很节约，因为，做再大的梦，并不需要做梦的空间够大。我觉得，这样的生活状态可以让演出越来越好，让更多的人听到这样的歌，最好能够让音乐的装备更多，不是让身上的财富更多。当然我也希望主流唱片公司能够看得起这样的音乐。
目前，我们也拥有了一批固定听众，每年办的活动，还没有公布讯息，就会有很多人来问。
我们的目的是把歌带去给人，至于人怎么回应，是需要时间的。我们不能像唱片公司一样，有资金去鼓动人，再做歌的部分。
在野火乐集的发展中，我们也在慢慢学习。记得最初发行胡德夫的专辑时，我去送货，别人说，那你把送货单给我。我就问，什么是送货单？他说有一种东西叫送货单，你在书店就能买到。我只好说，你今天先给我写个收条吧。包括开发票这样的事情，我们之前都没有做过，写一张总要重写三次。
就这样一点一点慢慢做，慢慢学习，学习怎么独立去卖唱片。中间当然也有觉得自己既蠢又笨的过程，但没有这个过程就走不出来别人和你合作的默契。
胡德夫是“野火乐集”中年龄最大的歌手，也是当天现场上玩得最开心的大孩子。“野火乐集”创立初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出版了胡德夫的专辑，这张专辑一拖就是30年。熊儒贤详细的讲述了当时的状况。
2003年，突然有一天，我觉得我们一直办活动，一直办演出，但这些歌如果没有记录，没有传承，是不是这些年轻人会认为好的声音没有发展的平台。我想到了胡德夫，其实当时他的专辑要在魔岩发行的，但魔岩要他做的样子和他能做的样子中间无法衔接，魔岩希望他和世界知名制作人合作，但他做不到。所以，那时我跟胡老师谈，我一点都没想出版他的专辑，我只是觉得当代没有把他的声音记录下来是不对的。我说我们做一个记录片吧，记录声音的片。我完全没有考虑哪个录音师等问题，因为那时我们也没有钱，钱都放在音乐节上了。我曾经想找赞助，后来也放弃了，因为赞助方要的只是合约和承诺，他不看那个精神。我的个性就是觉得如果承诺太多，那我就是在骗你，我没办法在音乐里面骗你，因为我不是在卖一个东西。
我把剩下来的钱拿去做了这个录音记录，我们想回到他的淡江中学，那个学校有五六个空间都可以录，我记得我的录音师说，小教堂的声音温度刚刚好，我说好，而且胡老师在里面很舒服。录完了，我也不敢对他讲专辑的事，因为他太多黄牛的事情了，他这辈子要做录音的事情真的黄了很多次。这一次，我就说先别讲，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为了出唱片。后来他的部分全录完了以后，制作人跟我说，为什么认为不能出版，他说再加一点点音乐元素就可以了。再加一点就需要加更多的钱，我们就得赶紧去赚钱。这过程也有很多朋友帮忙，包括签约方式等。真的做好了母带之后，我就开始对所有的事情很挑剔，毕竟我是做唱片出身。如果是唱片，它就不是一个记录了，是一个文化性的专题，你怎么在一个作品中陈述他，陈述这个人。这张唱片毕竟要进唱片行，这时，我的唱片性格就跑出来，我就不顾三七二十，就往很精致的方向去做。做出来之后，我说不行，我还要做一个演唱会。直到后来印刷的时候，印刷厂问我，熊小姐你要印多少，我才想那我要印多少呢？我问他，我要这种质感要多少钱，他说要100块，我就说印4000张好了。他们很惊奇，说这是什么年头，你还敢印那么多。就这样，唱片就傻了呱唧地出版了，出的当天，我还真的办了一场演唱会，邀请了所有胡德夫当年的好朋友回来听。
那天我又哭了，哭得乱七八糟。我本来还兴高采烈，前一分钟还跟人说笑，后一分钟就开记者会，我第一句话就说，我只想讲的是“是匆匆，亦非匆匆”，刚一说三个字，就哭出来了。前面坐了一排人，包括胡德夫都哭了。我觉得怎么这么没出息，可我就是止不住。
从今天来看，一个独立音乐的精神和专业唱片的能力加在一起，在当时的台湾是一个蛮新的尝试。所以那张专辑，就慢慢产生了影响力。
“在歌声燃烧的夜晚碰见自己，陶醉你，快乐，存在，伤心，痛快。”这是张楚的一首歌，完全可以形容胡德夫和野火乐集的乐手们在演出时对人的触动。熊儒贤这样形容胡德夫的音乐：“旅行时，他一定不能看到墙壁，要看着远方，看着远方哼家乡的歌，他的灵魂就回来。我常常讲，这些歌手，他们的歌其实是绑在他家后院的一条线，歌手是风筝，他们离的再远，但线还绑在家里，他们一唱歌就回到家了。
在和熊儒贤的谈话中，她无意讲起了这次国内演出的起因，令人惊讶。
这次巡演的起因完全是因为半年来，有一个清华的学生跟我写EMAIL，邀请我来演出，我很感动。后来，这个事情已经成型了，还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要在北京办这样一个活动，看起来条件很不好，你们为什么还要去。我的回答是，我选择相信小孩子。如果这个世界我们不相信年轻人，这个世界就不可爱了。我真的很喜欢年轻人，我相信年轻人是梦想的开始。
我想，我们“野火乐集”会来的真正原因是，这里有一些年轻人在等着，等着从你身上找到他想的东西，而我们也在等着给。这种关系太亲密了。虽然这种起因看起来很大头，但是一个人难道不该大头一点吗？我们说的大头就是爱做白日梦。我们不去成全年轻人爱做白日梦，那我们大人不是也不可爱了吗？在我们整个演出的过程中，我们知道有这样一个呼唤的力量，它的存在完全和交易没有关系，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事情不为交易而做呢？
经历了整个演出，我的感受是，歌嘛，就是跟人有关系的事情。它真的就这么简单，但是太多人把它想复杂了。至少我觉得“野火乐集”就是这样做的。它也需要大型商业，但它必须要找到它的本质，它不是每一场都是商演，如果说它是灵魂出来的歌，它是要去找灵魂的。它也可以挑战大型商业，但绝对不会放弃在任何和人聚合的机会。
“野火乐集”的成员们看起来都非常单纯，非常可爱，他们和“野火乐集”是什么关系呢？他们又如何保证自己的创作力？“野火乐集”究竟给予他们什么样的支持呢？什么是保证音乐具有发展力和持续力的因素，面对他们的真实和动人，我忍不住向熊儒贤问了一连串问题。她的回答是，其实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职业，比如胡老师真正的职业是看树。他喜欢在马路边上看树，看每一棵树，因为他的工作就是看树，但他们的音乐却从血液而来。
“野火乐集”只就出版物和歌手签约，但演出是不签约的。如果我签了一个歌手，但我又没有给你出版专辑，把你晾在那里，那不就是唱片公司的做法吗？所以我就只能用出版品跟歌手有一个合约。如果纯粹表演，只要是民谣歌手，国语的、西洋的都可以合作。“野火乐集”可以在土地的歌里开花，不一定限于某种语言的境地，那才是一个方向。如果设定了少数民族音乐是你的卖点，我自己觉得那样很可笑。
其实，“野火乐集”想做的事情就是与人为伴，与歌为伍。出版的前提就是这个，所以到现在出版的量都不大。不过，我并没有反对商业，我的意思是，歌很伟大，人很伟大，钱也很伟大，但有些时候我不会因为钱伟大，而去做一个只有交易的活动。我想从我们开始慢慢做，慢慢就会有人懂，明白原来歌也可以这样做。
至于创作力，我想，第一要保持他的生活状态。我们不去找创作力，而是要在生活中找自己的样子，从生活中发展出歌。因此，我们能做的是帮他找到同伴，有了同伴，生活中就有了同本质，又有默契的朋友。他们可以在一起玩音乐。其实，现在他们在一起都在胡闹，用音乐胡闹，他们平时无厘头的胡闹是非常可爱。当然，表演的时候还是很正经的。应该说，他们已经生活在一起了。
如果胡老师没有这些同伴，没有找到这个支点帮他撑着，我想胡老师这次唱歌，不会这么开心。过去他是一个失踪分子，他现在都可以准时到达，因为他知道孩子们在这里，他要回来，过去可能没有人等他。
我常想，到底唱歌的人是性格孤寂，还是他找不到同伴呢？如果是找不到同伴，那么，我们的目的就是让他们认识更多的同伴，让他们共同唱歌，形成默契，歌就可以开出更多的花，而不是只有月光。
对此，我的感受是，人是需要人的人，歌也需要人，歌也是需要歌的歌。
■本版撰文 张玥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