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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78年，全国解放思想破除教条主义精神枷锁
交锋：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讨论。邓小平高度评价了这场讨论的重大意义，并于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12月18～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并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开始了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二】
1979年，深圳特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试验田
交锋：特区与旧中国“租界”大不同
1979年7月，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特区。8月13日，国务院颁发《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主要内容是扩大地方和企业的外贸权限，鼓励增加出口，办好出口特区。1980年5月，中央正式将“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特区成立不久，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是通过深化改革来加以解决还是以此否定特区，便成为争论的焦点，其中最著名的是特区与旧中国“租界”的关系之争。
【三】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论述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交锋：市场经济“姓资”还是“姓社”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引进外资、开办特区等政策，在社会转轨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和矛盾，比如双轨制，物价上涨。这时社会上有人信心动摇，开始出现了姓“社”姓“资”的争论。针对这种思想状况，小平同志提出“不争论”方针，“因为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讲话中创造性地论述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可以实行市场经济。这是对传统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
【四】
2000年，江泽民在广东提出“三个代表”思想
焦点：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
“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世纪之交的2000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茂名考察时明确提出，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这是总结建党80年历史、思考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结合党面临的形势任务和现实状况作出的科学结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吕政说，“三个代表”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植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与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
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卷入几场争论
“雇工问题”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城乡个体经济得以恢复发展，经营规模日渐扩大，逐渐突破国家规定的雇工8人限额，成为事实上的私营企业。雇工问题一时成为思想界、理论界关注的焦点。
当时，在全国引起争论的有两个经营和承包大户，一是安徽省芜湖市的年广久，一是广东省高要县的陈志雄。年广久1981年创制“傻子瓜子”，并雇工经营；1982年雇工达60多人；1983年傻子瓜子总厂成立，雇工最多时达103人。年加工、销售瓜子由几万斤猛增到近千万斤。其自有财产也由几千元增加到几百万元，仅1984年就纳税30多万元。陈志雄是广东省高要县的农民，1979年承包8亩鱼塘，第二年扩至105亩，开始雇工，计有长工一人，还雇用了几百天短工，净入一万多元；第三年扩大到357亩，除5名固定工外，全年需请2300天短工，净入近4万元。
1981年5～9月份，《人民日报》就“怎样看待陈志雄承包鱼塘问题”展开专题讨论。对此，人们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既然是雇工经营就必然有剥削，在我们的社会里不能允许雇工剥削，这是原则问题，因而绝不能允许雇工。第二种意见否认有剥削，认为陈志雄承包的鱼塘是集体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没有改变。陈志雄雇人帮他管理鱼塘，他们的结合是一种新的劳动组合和协作。陈志雄的收入比雇工高得多，但这种差别是合理的、正当的。对于我国城乡出现的新的经济形式和经营管理方式，应该积极支持。第三种意见认为，应该承认客观事实，陈志雄付给被雇人员的报酬低于他们创造的价值，陈志雄的收入中存在剥削是肯定的。但这种剥削在我国现阶段是应该允许的。既不能不承认，也不能简单地加以禁止，只能限制和引导。
雇工现象的出现，引起中央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当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曾多次发表讲话，明确指出：对于雇工经营“不要采取‘戴帽子’、‘割尾巴’等简单取缔的办法”，至于个体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总的原则应该是：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第二，不要走过去的老路”。要在实践中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取其利而除其弊。
1992年，邓小平回顾当时的情况时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邓小平从改革的全局出发，强调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慎重对待和处理此类问题，最终使刚刚萌生的私营经济得以生存和发展。
“租界风波”
20世纪80年代初期，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相继成立经济特区，对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及管理经验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不少人对近代中国饱受列强欺凌的惨痛历史记忆犹新。历史的阴影、盲目的排外情绪挟带着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使许多人对此抵触。有人将刚刚成立的经济特区视同旧中国的“租界”，将引进外资，对外商实行优惠政策视为丧权辱国，说什么“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之间变成解放前”。
特区成立不久，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是通过深化改革来加以解决还是以此否定特区，便成为问题的焦点。为特区正名的是邓小平。1984年春节，邓小平到广东福建等地视察，肯定特区开放的经验，明确指出：除现在的特区以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于是就出现了沿海14个开放城市，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