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死亡赔偿标准限额只有40万，普遍只有20万元甚至更低，以至发生过“撞死一老汉不如撞死一头牛”尴尬之事的现实下，前述建议不仅一语惊人而且深得人心。但人们同样会担忧：从限额40万一下
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客观而言，这一纸建议即便被采纳，最终转化为法律条文都需要经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但我以为，无论如何，大幅度地提高额度，确是我国死亡赔偿制度改革的方向所在。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郝律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最大价值在于提出了这样一个认识：以经济杠杆撬动漠视生命的坚冰。
任何一种价值序列中，生命权永远都排在第一位。这是一种普世的价值观念，它不会因为国情，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同而不同。死亡赔偿不是为生命定价，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它却是尊重生命，慰藉死者家属，惩戒加害人最为有力的体现。因此，从额度来看，必须能够很好地实现这种制度初衷。否则，如果标准过低，也就意味着对生命的严重漠视，与制度初衷相悖。
以此来看，死亡赔偿提高至最低300万，实在不必感到惊讶，相反，我们应为我们的死亡赔偿标准之低而感到羞愧。煤老板年利润高达亿元，死一个人却只赔最高20万元，这怎能遏制其疯狂的逐利冲动？在撞死人所付出的代价远小于撞伤人的现实逻辑下，又怎能不让肇事者作出人性至恶的“成本比较”？
以经济杠杆撬动漠视生命的坚冰也是最具操作性，最有效率，最公平的制度路径。目前，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对死亡赔偿作出了规定，涉及到不同行业和领域，在不同地区，城乡之间也存在差异，层层叠叠，且标准不一，条件不一，甚至有时会因行政力量的介入而随时作出变动。
这便留下了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极不利于赔偿利益的实现，造成一种实质性的不公平。譬如一些受到广泛关注影响较大的案件，赔偿就高些，相反则低得可怜。更重要的是，在相当多的死亡赔偿案件中，由于受害者家属多属于弱势群体，信息渠道闭塞，博弈能力低下，他们的赔偿诉求几乎被强势者淹没，处于任人摆布的境地，以至于在给了几万块“私了费”之后，还可能感恩戴德。这不能不说是另一场悲剧。
值得注意的还在于郝律师提出的从“限额”到“最低”的细节转变。生命无价，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还应该有切切实实的制度对应，可是直到今天，仍然被我们的法律所忽视。韩国爆炸案中，中国人均获赔195万元，网友发出了“要死也要在韩国”的呼声，这恐怕不仅仅是法律的尴尬，还有更深层次的伦理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