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商业银行董事长以2285万的年薪，创下了国内银行高管薪酬的新纪录。其他数家商业银行的高管也以动辄数百万元的薪酬，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消息，有关决策层日前到银监会调研，同样对天价薪酬现象表示了极大关注，并与银监会领导交流了这种现象的根源与相关政策。 

　　民众对于分配不公的怒火，正在由中国平安马董事长的身上往国内银行高管所获得的天价薪酬那里烧。正如报道所述，无论是各年度的纵向比较还是各行业的横向比较，银行业高管的薪酬都在进行“大跃进”。而这种现象，显然不能用市场化理论来自圆其说。仅从银监会的意见而言，作为监管机构，他们就认为这里涉及到一个权力滥用的问题。

　　孟德斯鸠早就下了断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但是，权力分立与制衡机制对于权力膨胀与滥用的纠偏过程告诉我们，权力的滥用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有效地对权力进行制衡的机制。

　　社会条件的变化对监督机制提出了更强更严的要求，与此相比，现有的监督机制明显不足：已经有银监会人士指出，按照有关规定，银行高管的报酬由公司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决定，只要是股东会和董事会批准了高管的报酬，目前并没有外部的监管程序来干预，银监会也没有权力干预银行高管的薪酬。换而言之就是：一方面，在金融企业内部，在薪酬结构上员工和高管的议价能力有着天壤之别；另一方面，在金融企业外部，法定监管者囿于既定程序的限制，又无法在薪酬制度上进行监督约束。直接监督机制阙如，更高层级的纠偏举措就愈显必要。

　　根据社会学中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特性，在错误的路径上走得愈远，退出的成本就愈高，甚至会锁定在这个路径当中。一旦锁定，除非经过巨大的社会振荡，就很难退出了。耐人寻味的是，决策层的调研过程之所以将话题转到银行高管薪酬上，是因为当时有人反映监管部门与被监管对象的收入差距过大，监管队伍面临人才流失的危险。

　　假如这可以视为监管者的一种牢骚和不满情绪，而决策层又不能以断然的举措摆脱原本薪酬制度上的“路径依赖”——解决好国有金融股权的所有者缺位问题，以及根植于此的高管任免、薪酬考核、激励约束机制等难题，对治理天价薪酬来讲，那也许是未来的良药，但远水解不了近渴——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是明摆着的。那心怀郁郁的监管者，随之而来的路径选择和实际行动将会是一幅怎么样的景象？会否有样学样，也主动“改革”己方的薪酬制度，缩小与被监管对象的收入差距？同样是个值得警醒的问题。

　　否则，监督机制和纠偏机制的薄弱，一旦与其他社会条件组合在一起，就会产生异常严峻的社会问题，例如社会成员对现实利益划分的不满、价值认同的严重紊乱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