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5月，山西曝出的黑砖窑事件曾激起举国愤怒，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山西省展开了处分干部人数最多的一次责任追究，共计95名官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可许多失踪的窑奴尚末找到，已经有被问责的官员开始复出了。负有领导责任的临汾市尧都区副区长段春霞被撤职还不到一年，又在未经公示的情况下，突然于今年3月被尧都区任命为区长助理。（《华商报》4月14日）

　　显然，这种突然的复出违反了基本的干部选拔任用法规：一是任命未依法经过公示；二是公务员在受处分期间不得晋升职务和级别。其实，问题不仅出在“突然复出”上，还在“撤职的虚置”上。据媒体曝光，说撤了段春霞的职，实际上只不过是暂时换了个职位而已，段仍担任某工程的总指挥，办公室和专车也一直归她使用。很显然，这种撤职只是官场一种避风头和做姿态之举，或者异地为官，甚至明辞暗升，并没有触及其实质的政治利益。从这个问责逻辑看，段春霞复出只是迟早的事情，只是国人对黑砖窑的血泪记忆太深刻了，如此迅速的复出，强烈刺激着公众的道德情感。

　　实际上，这种遮人耳目、欺骗舆论的问责不仅是发生在山西临汾和段春霞身上的个案，而是中国许多地方官场一种普遍性现象，已经成为官场的问责潜规则。这暴露出我们当下的问责制度缺乏实质性的法治约束和内在的制度驱动力，很多时候过度依赖外在舆论监督的驱动，而不是“赋予权力就要承担责任”的制度驱动。

　　确实，中国的官员问责制正不断规范和完善，一方面，出台了许多关于问责的法规细则，使问责有了法规可依；另一方面，问责也正逐渐走向实践，许多事故发生后追究相关官员的责任已经成为一种惯例。问题关键在于，这种问责过度依赖外在舆论监督的驱动。这种依赖的结果是：一方面只有当某个事件引起强烈的舆论关注和激起很大的民愤时，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相关部门才会启动问责制，才会想到处理几个官员给舆论一个交待。

　　过度依赖舆论另一个更坏的结果是：问责失去实质性惩戒内容，而纯粹沦为一种掩人耳目的形式，沦为官员一起合谋欺瞒公众的双簧戏。既然问责只是为了做给舆论看，那么，在舆论看得见的地方和时候，问责会显得很强有力；而在舆论看不见的地方，问责就没有了实质内容。比如，给当事人换个职务舆论就看不到，撤职也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过渡和避风头，等到舆论不关注的时候再复出。于是，问责成为一种与舆论关注打游击的游戏，而不是实质性地责任追究。

　　一两个段春霞“带病复出”并不可怕，相信在舆论关注下正义会得到伸张，问责会得到落实。可怕的是，我们的问责制过于依赖这种外在的舆论监督，更多徒有其表的问责和“带病复出”会发生在舆论难以关注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