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慕克5月26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演讲《我们究竟是谁》中谈到了土耳其人的“耻辱”与“自豪”： 我们知道，每当人们太过自豪，总会有耻辱的幽灵在游荡。因为，无论在哪里，只要人们深感屈辱，我们就看到自豪的民族主义会显现。

　　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帕慕克完成了他的中国旅行计划，他比苏珊·桑塔格幸运，尽管她写出了《我的中国旅行计划》，却始终没有来到中国。帕慕克将在北京和中国作家进行交流，他透露出自己对中国的喜爱，因此他在中国的旅行是丰富的，旅游是这次访问的主题，他说自己是一个作家，不是一个政治家。离开北京后他还将去绍兴、杭州、最后一站是上海。

　　但是根据一位记者也是帕慕克迷声称，官方行程结束后，他在南京的街头，看见了帕慕克的身影。

　　帕慕克的耳语

　　■文/杨卫东（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学者）

　　帕慕克在谈到他喜欢的作家时，常常会说类似于这样的话：“他似乎在我耳边轻声地将他所有的智慧传授给我，只说给我一个人听。……书中有很多段落、很多细节、精妙之处、种种识见都是作者和我所共有的，而且只有我们两人才能欣赏。” 一个读者真正被某个作家打动之后，他会觉得自己似乎和作家本人在进行私密交往，并且因为相信自己洞悉了作者心里的秘密而感到莫名的兴奋，愿意做深思的人甚至还从中瞥见了一些生活的真理。帕慕克以这样的方式来读书，也以这样的方式来写书。他的心中装着读者，在小说里一直对不同的读者倾诉着私密的话语：他用时而油滑调侃、时而性感挑逗、时而严肃深奥的语言不停地切换角度讲述凶杀、阴谋、冒险、身份交换和爱情的故事。而喜欢他的读者也每人各取所需，各得其乐。人人都得到了他想要的秘密。帕慕克在他最近出版的散文集《别样的色彩》里透露了怎样的秘密？作为这本书的译者之一，在几个月的翻译过程中，我的确感到作者似乎在我耳边低语，很多文字以及它们所表达的思想都与我身边的事情息息相关。

　　他透露给我的最大秘密是：人生没有意义，只有表现形式。在存在主义、解构主义思潮滥觞以来，这种观念在知识界已经深入人心。一切中心论、本质论都遭到怀疑。人生不再有本质的意义，它取决于人的态度，取决于人的阐释和解读。不同的态度赋予了人生不同的形式，所以归根到底，人生只是形式的问题。这样的观念，可以说是老生常谈，应该不会有什么新鲜感。但是，当帕慕克用亲切随和的口吻对我们轻声细语时，一切就发生了变化。帕慕克讲故事、写文章并不硬生生地指向某个主题，他追求讲故事本身的乐趣。大概既定的主题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读者要在他那机智、玩笑的文章里找到快乐，有所悟解，而每人的领悟都有所不同，恰恰说明了一篇文章未必有中心主题。

　　人人心中都有恶魔

　　帕慕克对《一千零一夜》的解读讲到了自己时隔数十年三次阅读这同一部经典作品的不同感受。

　　七岁时第一次阅读，他对东方的神奇国度万般憧憬、想入非非。二十几岁后重读时，还是在悬念吸引下，一页一页读得飞快。但是此时却对书中的内容产生了困惑、甚至憎恨：在大多数的故事里，男人女人都卷入了永无休止的欺骗和背叛之中；没有一个女人值得信赖，她们只会耍弄一些小花招和诡计诱惑男人、给男人戴绿帽子、叫男人上当。第三次阅读时，他开始将《一千零一夜》当作艺术作品来欣赏，“欣赏其亘古永存的逻辑、伪装、捉迷藏等游戏，还有那么多耍人的故事”。此时，阅读是为了快乐，是为了赏玩形式上的快乐。他消除了原来的憎恨情绪，因为随着年岁既长，他逐渐认识到背叛和邪恶本来就是生活的组成部分。如果按照《一千零一夜》本来的面目来接受这部作品，就等于以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接受生活。我们在生活里无法逃避灾难和不幸，憎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还不如快乐地接受它。

　　说到生活的阴暗面，帕慕克经常会谈起这么一个话题：人人心中都有恶魔。这恶魔可能驱使人为非作歹，但若善加利用也可以化作创造力的源泉。帕慕克在一次采访中承认，为了写作，他不喜欢过琐屑的日常生活，因为这会扼杀他心中的恶魔。兽行魔径同样是生活的一部分，作者如果能在想象里设身处地体会到人们心中的恶魔如何蹂躏人的心性，如何诱使人以身蹈罪，并将其生动地表现出来，就已经是很高的成就。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以及纳博科夫的《洛丽塔》都非常推崇。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恐惧、残酷化成了美丽。

　　人为虚构的身份

　　原来身份可以认同？人有本质的身份吗？帕慕克显然认为所谓身份是人为的虚构。在《禁止入内》的那篇文章里，作者通过对挂在门口的牌示“禁止入内”进行一番思考，侃侃而谈又讲出一个大道理：这个牌示把门内和门外的人硬性地分开了，可以进门的人无疑获得了一种特权的身份。身份还可以由别人强加给你。帕慕克的第一张护照照片说明了这一点。照片上的他歪着脸，眼睛的颜色也让摄影师弄错了。不过这张和他本人不像的照片没给他带来什么麻烦。因为在欧洲人看来，土耳其的小孩就是那个模样。西方人这种将丑陋的身份强加于他人的做法，中国人也有所领略。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人是什么形象？中国人说谁美不能算数，他们给中国制定了东方美人的标准：斜吊的细长眼睛、宽颧骨、扁鼻子。中国功夫巨星李连杰还说到了他在好莱坞拍片时的不快经历：欧美的导演只要他不停地打下去，很少让他讲台词。因为他们心中的中国人形象就是以前唐人街上那些神神秘秘、打打杀杀的黑帮。一切有了定论，不需要再听中国人说话了。而反过来，在土耳其人眼中，在中国人眼中，西方世界又是怎样的形象？

　　帕慕克说到了土耳其人对西方世界的两种极端态度。一是欧洲至上论，一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前一种观点认为欧洲代表理性代表进步，它是人道主义欧洲、民主欧洲、技术的欧洲、富裕的欧洲。后一种观点则认为欧洲是种族主义欧洲、基督教的欧洲等等。土耳其在西化过程中，为了加入欧盟，融入欧洲的体系，放弃了很多传统，比如服装、饮食习惯，甚至大张旗鼓过起圣诞节来。尽管如此，土耳其一直未被欧盟接受。土耳其人开始重新考虑西化的问题，当人们明白了欧盟无非是想规定土耳其的民主制度以及人权的内容之后，开始普遍地感到愤怒。欧洲曾经被当作美梦的天堂，现在已被看成罪恶之源，人们乐于在茶余饭后用狠毒的语言谈论欧洲的邪恶，甚至还期待哪个土耳其人将教皇枪杀了事。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也有类似的经历。在生活方式上，西化也正在一步一步走向极端。在学校的语言教学里，英语的地位超过了汉语；只要家庭条件允许，连刚满两岁的婴孩，都要送进幼儿园学习英语。穿戴的服饰日益和欧美接轨，基本上没有差异。饮食方面，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赛百味等西式快餐店横扫各大城市，为儿童、青少年以及白领阶层所青睐，西方人来到中国大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不过他们有时会评价说：他们感到很惊讶，中国会有这么多人爱吃西式快餐。因为他们自己平时并不经常吃快餐。圣诞节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节日。我有一个研究宗教的美国朋友在中国看到各大商场、饭馆、酒店张灯结彩庆祝圣诞，感到困惑不解：这气氛比西方国家还要热烈，因为西方人主要在自己家里庆祝，远没有中国这么大的声势。情人节在中国也越来越热闹。光有西方的二月十四还不够。中国人还添上了七夕。逢上闰七月时，一年就过上三个情人节。前不久又读到新的民俗研究成果：元宵节在古代也是情人节。从形式上来看，中国人的情色生活已经超越了欧美。同样，在受到欧美的误解和冷落后，不少中国人也会愤怒地举起民族主义大旗。通常的做法是信心满满地号召打贸易战。不过这到底是两败俱伤的做法，没有真正的可行性。

　　很显然，帕慕克对这两种极端主义都持反对态度。如果身份是一种虚构，可以由他人强加给你，也可以由自己来进行认同，那么任何国家都不应该固守所谓本质的灵魂，不然就会沦为一元论的价值观，缺乏真正的包容性，也影响自身的发展。既然身份可以认同，那么狭隘的民族主义绝不可取，帕慕克建议认同欧洲的启蒙、平等和民主等思想，而对于以基督教义来界定自我的狭隘欧洲则应该加以摒弃。

　　中国人在面对欧美的强势文化时似乎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别人怎样在你脸上抹黑无关紧要，关键是自己怎样认同身份。中国人无需在生活习惯上急急忙忙赶超英美，我们也不应该因为受到他们的误解而耿耿于怀、睚眦必报。一个国家的形象完全可以由自己来确立，中国过去已经有了不少成就，而且形成了非常高贵的品质，比如处事中正、仁恕为怀。

　　帕慕克小说《白色城堡》里有一句话：“一个人是谁有什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做过的和将要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