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莉

　　笔名乐颜。文学博士，青年学者。现为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性别、中国现当代文学。

　　三十年间，在建构时代榜样、时代偶像、时代青年的路上，有多少小说家书写过他们的想象，在我们的岁月与生命中，又有过多少为那些时代青年们所激动、所感动、所愤怒、所不安的时刻呢？重走三十年青年形象变迁之路是必需的，因为那样我们才会知道，原来，我们，和我们的时代是这样的成长。

　　典型人物

　　回顾中国新时期文学史上的青年形象，那些一度为整个社会所热议、所争论的形象是有趣的，你会发现青年榜样渐渐成形的轨迹是由价值观、金钱观的巨大变化所推动，它们最终汇集为一个时代榜样的诞生。变化的轨迹是什么呢？很难用公式来形容——唯有借用小说中的那些人物形象。当我们把三十年间的青年形象在有限的篇幅里加以梳理，你会发现，那个轨迹或许用”松绑”二字来概括更合适——束缚着“人”身上的种种道德的枷锁籍助于那些独特的、令全社会瞩目的人物形象哗啦啦掉落——一个多元化时代最终到来。 

　　“为了远大的前程，必须作出牺牲！有时对自己也要残酷一些。”

　　——高加林

　　高加林：以卖馍为耻的文化青年

　　1982年，《收获》刊登了青年作家路遥的长篇小说《人生》。此后，农村青年高加林家喻户晓。多年后重读《人生》，内心颇复杂。这犹如你年少时深深热爱一个人，多年后再相逢却已是物是人非——我很难被《人生》吸引。这个小说属于80年代，它没能超越时代。

　　很多细节依然可以记起。被辞退的民办教师高加林在市场上带了一篮子白馍去出售，但无颜叫卖，最终到县城的图书馆打发自己的时光。这样的高加林，让农村不识字姑娘巧珍心疼。在当时，有文化气息，会识字（而不是有钱有车有房）是高加林身上的一块金字招牌。尽管这个男青年也帅气，也青春，但最终打动姑娘，让姑娘心头一软的是他的知识气息。当然，高加林身上的光环也还有其它，那是文化气息的延伸，比如有良好的卫生习惯，不凡的谈吐，以及他的文字可以在县广播站发表等等。而使县城姑娘黄亚萍迷人的则是她的普通话，以及去南京生活的前途。

　　小说的前言中，有柳青的一段话作题记：“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这是小说家有意添加的点睛之笔。小说本质上在劝说青年人热爱土地，朴素地生活在农村也会感受到幸福。因而，与其说巧珍是一个女性形象，不如说是土地的一个象征，那么，高加林与巧珍之间复杂而暧昧的关系，不如说是知识青年们与土地之间的复杂情感。他们对土地既爱又恨。

　　在高加林的身上，体现了当时社会的许多主流观点：鼓励青年回到土地。但小说中，另一种价值观念也在暗潮汹涌。文本中，路遥在潜意识里为他的主人公设计了一个光明的逃离土地的路：高中毕业后做民办教师，之后转为公办，再从公办找机会跳槽——用文化的方向离开土地是一种体面与荣耀。《人生》的有趣也就在这里。一方面，叙述人不断地惋惜和暗示高加林是错的，而另方面，高加林离开土地后的各种辉煌前途却以别种方式暗示读者另一种人生的可能。我甚至大胆地猜测，在当年的青年读者那里，有不少人应该是艳羡高加林走出农村的际遇的，如果不是走后门恰好被发现，高加林的生活岂不是一路充满阳光？

　　“其实世界上事情也很简单，只要弄明白一个道理，按道理办事，生活就像流水一天天过下去，也满舒服。”——小林

　　小林：“一地鸡毛”里的“单位人”

　　用时髦点儿的话说，小林是一个“凤凰男”：他从农村走出来，进入中直机关工作。如果我们把1981年的高加林当作小林成长的背景，那么，小林可谓是高加林成长之路的另一个延伸。他考上了大学，成功离开了土地。站在高加林的角度去看小林，小林的生活多么阳光明媚啊，简直是天堂：在大城市生活，娶了城市姑娘做老婆，还有了下一代，没有什么比这样的生活更令人向往。

　　可是，在刘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里的小林，生活中处处不如意。他为一块豆腐而奔波，为老婆上班没有班车，为老婆的调动，为水费、为县里的批文而奔波。家乡人常常来北京求他办事儿让他吃不消，最终，他的老师来北京看病他也无能为力。这就是高加林曾经的理想生活吗？那些生活的神性，理想的光环哪里去了？

　　在小林的世界里，有两个看不到的影子在慢慢地发挥它们的作用。这两个影子的名字，一个叫金钱，一个叫权力。因为没有钱，小林不得不为一块豆腐发愁，在给领导送礼时为寻找一箱快到期的可乐而花心思。家乡一有人来就要吃面条，这样可以省钱。对了，权力。权力和金钱永远是双生兄弟。小林已经尝到了权力的重要。他只消一句话，县里的批文就办下来了——他既有面子，也有实惠。这就是人生，这就是文化青年来到社会的人生轨迹。可是，小林还没有那么深刻地意识到金钱和权力的重要性，他还没有强烈地想挣大钱，当大官的愿望，所以，此刻的他依然会苦闷，和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他们觉得生活的路并不宽广，也并不容易。

　　作为90年代新写实主义小说代表作，刘震云以一位看起来风光的中直机关小人物的生活，突显了当时理想主义光环的褪去的情状。这样的光环在80年代曾那么令人着迷！当时，在整个90年代的小说中，有一批小说加入了对于“写实主义”的着迷书写中，从池莉的《不谈爱情》、《太阳出世》到方方的《风景》，还原生活本来的面目代替了80年代小说中特有的理想主义的、欢快的、好坏分明的节奏，人物形象开始暗淡，或许用池莉小说的一句题目总结更合适：“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

　　“青春的岁月像一条河，流着流着就成浑汤了。” ——方言

　　方言：玩世不恭的“橡皮人”

　　前阵子，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着实火了一把。那里面的青春实在吸引人，它们离我们的时代过于遥远，而那些屏幕上的人们有时候又离我们那么近：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在坊间，很多人传说着其中哪个人物的原型是王朔，哪个是海岩，哪个是冯小刚。要知道，这些个人物，现在都是我们社会的中坚力量，是文化界的腕儿啊。所以，尽管这《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那么好玩儿，那么怀旧，那么地令人向往，但作为普通观众，终究要明白，它不过是一群拥有话语权的人在为自己的青春岁月树碑立传，那样的青春岁月，我们从来没有机会分享。

　　电视剧的大部分素材来自王朔的小说。我更愿意讨论王朔的小说，《橡皮人》、《顽主》、《玩的就是心跳》，在这些写于十多年前的小说中，有“浑不吝”的气息。（后来很多文学青年们喜欢模仿这种气息，以至于一度成为中国文学的公共气息）。但是，要知道，在当年，那样的反叛气息，是中国文学作品中最早出现的一种与主流对抗的、狠狠的满不在乎与痞气。它如一把无形的刀子，在悄悄地割掉我们身上的束缚。在王朔的小说世界里，很多令人尊敬的人是需要唾弃的。比如教导主任，比如某个政治课教师。青年形象不再是高大全，也不懦弱，他有血性。这种血性与不怕流血有关，也与桀骜不驯有关。他们没有文艺腔，他们不能忍受生活中的庸常和伪装，他们说脏话，他们以一口漂亮的京片子使自己底气十足，傲视一切。

　　此时，金钱开始扯开它的遮羞布：人们渴望挣钱，渴望挣大钱。但是，应该注意的是，王朔笔下的方言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规矩，但他的核心理念却从没有动摇过：他爱他的女人，对她们情感复杂。他够朋友，在金钱和感情面前，他站在感情一边。这也是即使是他的人物不是优秀青年，也让人惦念，尤其是让一代青年男女深深为之惦念的原因所在。在王朔小说的常用主人公方言身上，有着青年人的血气方刚。他们成为九十年代青年们向往的铁血浪子便也是可以理解的。

　　■相关

　　●《人生》讲述高中毕业生高加林回到农村又离开农村，再离开农村又回到农村的人生变化过程，他与农村姑娘刘巧珍、城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感情纠葛构成了故事发展的矛盾。1984年小说被改编为电影，激起当时整个社会关于青年人生价值的热烈讨论，“城乡差别”、“户籍制度”、“关系学”、“门当户对”是那场争鸣的关键词，体现了上世纪80年代的时代印记。

　　●1989年3月，《钟山》推出了“新写实小说大联展”专刊，推出了刘震云、池莉、方方等的作品，他们的创作热衷于对生活细节的描绘，并刻意避免掺杂作者的主观感情色彩，被文学批评家们称为新写实小说。刘震云的《一地鸡毛》被认为是其中的代表作。主人公小林本是富于理想的大学毕业生，但随着时间推移，他逐渐变得庸碌无为，并整日为鸡毛蒜皮的小事烦恼不已，最后不得不彻底妥协。反映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人的生存状态。

　　●王朔的小说被称为“痞子文学”，不仅是一个文学现象，更是一个文化现象。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文坛出现了竞相谈论王朔的文化景观。由王朔引发或与王朔相关的争鸣涉及到转型时代的文化价值建构、对大众文化的评价、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等问题。

　　■本版特约撰稿 张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