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9月20日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我们的身边永远没有了仙客来花。母亲最后的日子是我至今不愿回忆的。周恩来送了花圈，李先念、邓颖超、何连芝等中央领导人参加了追悼会。姬鹏飞外长代表外交部宣读了悼词。

　　毛泽东得知了母亲去世的消息后说，龚澎是一个好同志。或许这对悲痛欲绝的家属是一种心灵的安慰。周总理没有去八宝山，在他的记忆里，母亲永远是重庆时期身穿戎装英姿勃勃的样子。他不止一次地对母亲生前结识的外国朋友们难过地说：“龚澎死了！龚澎死了……”

　　我一百遍一千遍地想,如果我早一些学医，可以有好多办法解决妈妈的便秘，有许多方子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很想找到妈妈当年的病历，但至今仍然没有找到这份不仅是病历，也是史料的记载。不管怎样，真正的纪念来自心里，那是任何方法也抹不去的。

　　妈妈走了，病房里少了一个病人。可是对一个家庭来说,却少了一片艳阳天。爸爸悲痛欲绝，嚎啕大哭，或许此时只有他更明白，失去妈妈对他将意味着什么。 

　　我捧着妈妈的骨灰和爸爸哥哥一起来到了八宝山公墓，小时我躺在妈妈的怀抱里，现在我紧紧地搂着妈妈。妈妈！你留给我的笑容留给我的温暖将永远伴随着我的生命，我要把这份阳光留给我的儿子。

　　我一直相信妈妈没有走远，她出国开会去了，她出差去了。妈妈仍旧活在我身边的每一个角落，在我学会游泳的大海边、在我们散步的小路上、在洒满阳光的玫瑰园里、在动听的肖邦钢琴曲里、在我困惑的时候、痛苦的时候、孤独的时候、快乐的时候、有了儿子的时候、出国的时候、思念的时候……

　　妈妈去世的消息我们全家只有一个人不知道——我的姥姥。

　　解放以后，大姨把姥姥接到了北京，尽管这里的房子比上海的住处宽敞很多，生活也有专人照料，但得知舅舅喜得贵子的消息后，姥姥马上就要搬回去，她说再穷也要守着孙子过。姥姥定期给北京的孩子们写信，每月必有一封。她记得每个第三代的生辰，每年我们都会在生日前收到她寄来的小礼物，十几年从未间断过。

　　妈妈重病去世后舅舅赶到了北京，孩子们把当天的《解放日报》和《文汇报》都藏了起来，老人晚上一个人躺在床上自言自语说，奇怪,只少9月21日这一天的报纸，莫非……阿格那里出事了！阿格不在了吗？这可怎么好啊！尽管如此，她还是定期写信到北京，每次都问妈妈的病怎么样了。我总是在回信中写道，妈妈还在医院，病情很重……

　　不久，我的三姨突然从美国辗转寄来了一封信（文革以后她从没写过信到家里），询问在美国报刊上看到妈妈去世的消息是不是真的？老人沉不住气了，她拿了信问舅舅，这是怎么回事啊？舅舅说,那是国民党造谣,你不要信啊！可是姥姥心里相信了，从此老人变得沉默了。她不再四处询问，以后寄来的那些信上再也没有提起妈妈，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

　　（下回：北戴河的秀才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