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里残缺的法兰西

　　信息时报：记得有一篇报道称你是“为法语文学而生”，这样的评价指的是什么？

　　马振骋：应该换上两个字，改成“马振骋以法语文学为生”，才更符合实际。若要说得好听一些，把这称为天职，那倒是我从中学时代起就开始有的。我老家是宁波的，上世纪20年代的时候父亲来到上海做五金生意，也算个小资本家，所以我有机会上比较好的小学和中学。我这人大脑机能区少了几块，除了语文历史，学理科都不开窍，科学知识极少。罗曼·加里说：“我像个任何事都做不成的人那样，搞起了文学。”我也没有其他选择立志考文科。

　　小学时爱读《穷儿苦狗记》、《木偶奇遇记》、《爱的教育》，中学时爱读雨果、莫泊桑、左拉……考大学考上了南京大学外语系，进校后选择了法国语言文学专业，我只是以此为生而已。

　　信息时报：学习法语困难吗？你如何把一门异国的语言掌握的如此炉火纯青？

　　马振骋：一个法国汉学家到上海做讲座，另一个法国人问他学好汉语要多少年。他说要学到精通，差不多要四十年，台下大笑。这话未免带些玩笑与夸张，不过学好任何一门外语都是很费时间的。因此说到某某精通五六国语言，我听了钦佩之余总有点将信将疑。学外语的基本功要做到会读，会听，会说，会写，也就是四会，犹如京剧中的四功：唱做念打。学好每一功，都需要时间与实践。令我怀疑的是，我看不出哪一位在一生中有那么多时间去学习和实践，把五六门语言学到精通的程度。我从大学起才学法语，至今已经几十年，基本上未曾完全搁下过，也只算是粗通文墨。而以法语为媒介了解到的法国文学与文化，也是一知半解的不完全的。

　　信息时报：为什么你这本书的名字叫《我眼里残缺的法兰西》，这里的含义是什么？

　　马振骋：在法国，很多天才在脱颖而出以前，受尽了他们同胞的压制污蔑和打击，终生郁郁不得志的更大有人在。《小王子》作者圣埃克苏佩里在《空军飞行员》一书中，检讨法国被纳粹德国击溃，他说：“凡有失败，我决不自卸责任——失败虽然常使我抬不起头来。我属于法国。法国造就了雷诺阿、帕斯卡、巴斯、德、吉约梅、奥什台这样的人。法国也培养了无能者，政客和骗子。但是我只承认与前者，而否认与后者的亲属关系，未免太轻松了吧。”认识天才与杰作，也要看到伴随而来的缺陷与不足，我们国内的评论界也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宁可疏漏，不去附会，这才是学者应该具有的态度。

　　认识天才与杰作

　　信息时报：你似乎非常偏爱《小王子》的作者圣埃克苏佩里，是什么原因让你与他结缘？

　　马振骋：我真的很喜欢他，我最早翻译到中国的法国小说也是圣埃克苏佩里的《人的大地》，史上了不起的作家大都是坐在书房里表达观点，但圣埃克苏佩里他大半生都在飞行，最终也消失于浩瀚天穹，成为永久之谜。这是一种壮丽浪漫的人生，让人心弛神往，他的作品可以说是他一生的思想写照与行动实录。飞行使他在黑夜中期待黎明，在满天乱云中向往中途站，在璀璨星空中寻找自己的星球——生的喜悦。小王子所住的星球，转动一下椅子就是一次日落，如同我们感叹日子过得真快，转来转去来不及过日子——生命没有中转站。每个人都可以从这种诗意中获得不同的理解。圣埃克苏佩里散文里的意境与形象几次三番使我觉得他是不是读过我国古诗。狐狸说：“你有金黄色头发，你驯养我后，事情就妙了！麦子，黄澄澄的，会使我想起你，我会喜欢风吹麦田的声音……”读到这里我不由想起“记得绿罗裙，处处恋芳草”的诗句。

　　《小王子》后来成为全世界大人小孩都在读的一本书，那是在战后50年代开始的。而且这股热情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直至今天还在继续。

　　信息时报：你还翻译了昆德拉的小说，在你的眼中，他是一位什么样的作家？

　　马振骋：昆德拉，有本叫人不得要领的《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然而他历来发表的作品又厚又重，读了以后心情实在轻不起来。昆德拉1975年移居法国，得到法国人更多的友谊和理解，也在法国写出最成熟的作品。他的妻子对他说：“法国是你第二籍贯。”他也在法国开始他的“第二生命”，他的《笑忘录》、《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都是在一个奇特的环境中创作的，创作的地点是法国，使用的语言是捷克语，面对的读者是西欧人。内容上他知道他的书决不会在捷克出版，信马由缰反而更少顾忌，语言使用上知道必须先译成法语才出版，用词循规蹈矩，避免译文为难，辞不达意。

　　他对西方只重视政治忽略美学感到不满，他说：“……不论什么制度，我们大家在这里和那里，都是生活在一个被同样深刻的倾向控制的世界……而这里面对这些荒谬现象，却有心把它们看做是神圣民主制度下一件无辜的常事或者一个必要的属性。”这是我们了解昆德拉的另一把钥匙。

　　信息时报：昆德拉和杜拉斯在中国都成为畅销作家，在中国他们的读者也许比他们本国还要多，你怎么来理解这种现象？

　　马振骋：1984年，《情人》一书问世，杜拉斯已年届七十，突然之间成了文坛明星。这一现象令杜拉斯本人也感到吃惊。据她自己说，书内有不少迎合大众心理的成分，如酗酒、色情、殖民地情节，又加上似自传非自传的暗示，让读者又可以当作自己的故事来欣赏，也许这些使这部书成了畅销书。龚古尔文学奖对杜拉斯是锦上添花，作为提携青年的奖项本身则很受伤。

　　中国出版界向来慷慨。哪个小说家成了时尚，它便义无反顾地给他出全集，让大家看到他的小说写来写去内容差不多，弄得好不尴尬，杜拉斯就是受害者之一。昆德拉和杜拉斯都在中国出版了大量作品，他们已经变成时尚的代表，每个时髦的年轻人都在读，不过读书不是什么坏事情。

　　童年是人生中最明亮的日子

　　信息时报：你翻译过一本书叫《瑞典火柴》，近年来国内有个作家也写了一本书叫《瑞典火柴》，能介绍一下你翻译的这本书吗？是否读过国内的作家写的那本书？

　　马振骋：没有读过。许多作家看来，童年是人生中最明亮的日子。在这个时期一个人不但在学习观察，而且最值得观察，随着年岁的增长这种能力会逐渐退化，《瑞典火柴》就是这样一本书，是关于童年的。关于这本书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封面做得非常漂亮，可惜扉页上的译者姓名错为“马振聘”。后来报纸经常出这样的差错，据说还有一本《情人》也说是马振聘翻译，在这里我要声明一下，“马振聘”有一个别字，同时我没有翻译过《情人》。

　　信息时报：你是否经常与一些法国作家接触？对他们有什么印象？

　　马振骋：我和法国作家接触并不多，也没有什么特别深交的，我只去过法国一次。对于作家的了解更多是通过他们的作品，我觉得这已经够了，关键还是看你对文本本身是否吃透，每次翻译原著我一般至少看五遍以上，必须理解原文的含义才去翻译。

　　我写一些法国作家大多是基于他们的作品的，对人本身并不臆断一些他们的想法和思维。

　　信息时报：你的身份是学者还是翻译家，你更倾向于哪种身份？

　　马振骋：我对自己的身份是什么并不在意，我翻译著作，同时也涉猎文学评论，这之间没有冲突，我从大学起才学法语，至今已经几十年，基本上未曾完全搁下过，也只算是粗通文墨。而以法语为媒介了解到的法国文学与文化，也是一知半解的不完全的，不过作为一个介绍法国文学与文化的人，不可能不热爱灿烂的法兰西文化。我对自己的身份没有倾向，只是热爱法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