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钱钟书小说的人不会喜欢巴金，因为语言太粗糙。喜欢徐訏小说的人也不会喜欢巴金，因为太不精致高雅、太不具备艺术家的游戏精神。喜欢张爱玲小说的更不会喜欢巴金，因为人生虽然同样歹毒阴暗，却还要忙于追问希望和意义，似乎偏于幼稚和沉重了……但这就是巴金之于现代文学的意义。他代表了一种对高格调精神与人生的向往，而无瑕顾及自己是否能被后世作为一个精细的文字匠来认可。没有托尔斯泰式小说家（今后可能也不会有）的中国，有了巴金，稍稍可以弥补三分之一的遗憾。

　　对高格调精神与人生的向往是有风险的。因为，一旦向往的东西出现了偏颇，激情和生命便白白消耗，所谓“心花怒放不知为谁开”，此之谓也。1980年代的巴金，一直以处于病老之中的那支笔，追记着这种消耗，并为之呜噎和太息。1980年代的巴金，终于没能兑现他自己重回小说的计划。却做出了这三桩举动：一在举国聒噪现代化进程的狂热里，提出中国文化的首要问题仍是反封建；二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和中国现代文学馆；三写作《随想录》和其他随笔类文字，着重以一个亲历者的视角反省“文革”。

　　从1976年开始，横贯整个1980年代，全中国诞生的反省“文革”的文字难以计数，其中不乏惨烈、触目惊心的描述与回忆。但像巴金这样，长达8、9年（这还仅指作于1978－1986年的《随想录》），以面向自身的忏悔者态度进行写作的系列作品，仍是微乎其微。老作家多年来的名望，以及他重新获得写作与发表权利后所处的补偿性地位，使得这样的文字在社会上获得了某种强迫性重视——而这“强迫”对于健忘的当代社会来说，实在是用得很必要。

　　《随想录》问世后，文化界认为是一部“力透纸背、情透纸背、热透纸背”的“讲真话的大书”，“是一部代表当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散文作品，它的价值和影响，远远超出了作品的本身和文学范畴。”如果抛开背景与内容，仅从文字的质地和文学的角度看，这种评价可能会被视为“过誉”。但如果将《随想录》（包括之后的《再思录》等书）和“文革”乃至“文革”前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状况结合起来看，便会发现上述评价仅仅是恰如其分。毕竟，当时许多人读到的只是删节版本的《随想录》。而伴随着今天的“手稿版本”的问世，人们读到巴金诸如这样的论述——“我们应当维护宪法，我们也有根据宪法保卫自己应有的权利。投票通过宪法之前全国人民多次讨论它，多次修改它，宪法公布之后又普遍地宣传它。平时大吹大擂，说是‘根本大法’，可是到了它应当发挥作用的时候，我们却又找不到它了……”恐怕就会明白我们过去对巴金晚年著述价值的认识，还是远远不够的。晚年的巴金警醒的，并不止于指出《渴望》里的“刘慧芳”在“五·四”时属于被批评的对象……

　　锋芒毕现的一部分《随想录》没有能在1980年代以原貌面世，这遗憾属于1980年代的中国，而不属于巴金本人。一个作家，该写的都写了，剩下的责任，便是这个世界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