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察觉到了我的心情，有一天，户崎社长说：“洋七，该把家人接来了吧？” 

　　“这个嘛……现在还有点困难。”

　　我当然想把家人接到东京，因此也时常从杂志上查看东京的房租价格，但是，靠我每月十五万元的收入，很难维持四口人的生活。 

　　不料，户崎社长爽快地说：“没关系，没关系，从下个月开始改为分成制。” 

　　“如果改为分成制，就没有了稳定收入，那更可怕了。”

　　听我这样说，户崎社长这才告诉我花王要委托我们工作的事：“听说要举办一个叫‘头发护理节’的活动，为期半年。希望你们每周的周六和周日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举办签名会或见面会。花王说每天的报酬是七十万，还说报酬不高，实在不好意思。洋七，怎么样？” 

　　“没有什么怎么样，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了！社长！！”我立刻来了精神。 

　　户崎社长心里当然明白，却故意这样问我。我能不干劲十足吗？ 

　　在当时，对于B&B来说，每天七十万元已是破格的超高报酬了。因为我们在百货公司的楼顶舞台上表演三十分钟，报酬一般只有五万元。我用并不擅长数学的大脑拼命计算：每周两天能拿到一百四十万，一个月四周，共五百六十万。即便和事务所、洋八三方平分，这半年中，每月也能有一百八十万的收入。 

　　“太好了！这样，我可以把家人接来了！” 

　　我兴高采烈地给妻子打电话：“来东京吧。暂且先来我住的地方，让洋八搬出去。”

　　喜出望外之下，我竟然不留神说出了心里的小算盘，洋八当然不会默不作声。他急急来到电话旁，狠狠地说：“我不出去。”

　　我捂着话筒，恳求洋八：“求你了，你搬出去吧。你是单身，怎么都好对付，我可是拖家带口。” 

　　“好吧，我出去找房子。”他不情愿地同意了。 

　　那已是数十年前的事了。在过去，洋八曾无数次为我作出这样的牺牲。 

　　刚来东京时，因为要给家人寄钱，我总是敲诈洋八，吃完饭就说：“洋八老师，多谢款待了。”

　　洋八虽然会咕哝“真是的，你总是这样”，可从不生气，每次都笑着为我付钱。 

　　洋八真是一个好人。

　　决定进京后，妻子马上向阿嬷打电话汇报：“阿嬷，昭广叫我们去东京呢。”

　　“太好了，太好了！一家人就应该住在一起。”

　　阿嬷像是自己的事一样替我们高兴。

　　还问：“律子，那个旅行箱还在吗？”

　　“嗯。一直带着。”

　　从那间四叠半榻榻米大的公寓开始，我们已经搬过好几次家了，但每次都不会忘记离家出走时买的旅行箱。 

　　阿嬷似乎很满意：“那才是最重要的。冰箱或洗衣机可以随时置换，但是，旅行箱里装的东西永远不能变。不管是美好的回忆还是痛苦的往事，绝不能扔掉这些东西。”

　　（下回：大家边哭边开始搬行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