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生育实际上是一种社会责任。女性生儿育女延续后代，承担的是人类劳动力再生产的必然使命。因此，女性生育成本既不能由自己承担，也不应全由用人单位承担。

　　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劳动合同法》及其他相关法规规章都有对妇女“三期”（即孕期、产期、哺乳期）的保护性规定，但仍有部分用人单位以种种方法规避法律。怀孕女职工受侵害的案件时有发生，她们的维权也时常陷入“赢了官司丢了工作”的困境，让她们倍感无奈（《民主与法制时报》9月22日）。

　　法律的三令五申，却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女职工的现实尴尬，原因究竟在哪里？在笔者看来，相关法律制度本身的不公平性缺陷，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具体来说，就是女性生育成本本应由社会分担，而按照目前的法律规定，却主要由女职工所在单位单独承担，这在各企业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影响企业聘用女职工的积极性。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几乎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大锅饭和平均主义使企业不必计较女职工“三期”保护给企业带来的负担和损失。而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建立，女职工保护问题变得日益突出。不少企业特别是那些中小型非国有企业，想方设法规避法律对女职工的“三期”保护规定，甚至明目张胆地强迫女职工在一定时间内不得结婚、生育甚至不得谈恋爱。虽然一些企业的不良做法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政府执法部门也及时介入纠偏甚至处罚，但却一直未能解决根本问题，致使不少年轻女性为了生育干脆辞职，赋闲在家。

　　面对众多企业规避法律的行为，谴责是容易的，依法处罚也不难，难就难在法律规定得到企业的自觉遵守，真正消除女职工面临的现实困境。《妇女权益保障法》和《劳动合同法》都明确规定，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内的，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当然，这些规范本身没有问题，但如果把它放到当前整个经济社会大环境下考量的话，问题就会很容易暴露出来。显然，这样的法律规定机械地延袭了计划经济时代“不分你我”的思维模式和基本做法，把女性的生育成本采用法律强制的手段，主要压在了女职工用人单位的身上。这就必然导致一个结果，即女职工多的单位承担的女性生育成本多，反之，则承担女性生育成本少，甚至几乎不用承担女性生育成本。这在市场主体独立平等的情况下，对企业是不公平、不合理的，这是一些企业想方设法规避法律的根本原因所在，甚至也是女性普遍面临就业歧视的重要因素。

　　女性生育不仅是她自己及其家庭的事情，实际上她承担的是一种社会责任。女性生儿育女延续后代，承担的是人类劳动力再生产的必然使命。因此，女性生育成本既不能由女性及其家庭自己承担，也不应由某一个或几个用人单位承担，而必须由全社会分担，也就是说，女性生育成本应当由国家、用人单位、本人及其家庭共同承担。例如，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分担一部分相关责任。这就要求在制定法律的时候，尽量公平地分配社会责任，而不是把所有的责任留给企业。

　　看来，要切实改变女职工面临的现实困境，充分调动各用人单位自觉保护女职工权益的积极性，有必要认真检讨我国当前的相关法律规定，重新设计真正体现男女平等、社会公平的女职工保护制度。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决不是修改几个法律条款就能解决的问题。

　　（作者系山东政法学院法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