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好记的“双十二”之日——1942年12月12日，在延安的一个普通的窑洞里，入夜，一盆炭火旁围着三个人。炭火上架着个铁锅，正在冒着热气，喷溢着红枣的清香。

　　滚烫的红枣盛入三只搪瓷杯，三个人喜笑颜开，边吃边聊着，婚礼就这样进行着。

　　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简朴的婚礼：除了新郎、新娘之外，唯一的“来宾”便是证婚人——党支部组织委员彭达章。枣子汤是“婚宴”上唯一的一道“菜”。

　　新郎、新娘都是中共党员、延安中央政治研究室政治组干部。新娘二十四岁，叫董边；新郎二十岁，叫曾正昌，常用笔名田家英，后来以笔名闻世。他们的结婚手续极其简单。结婚的当天，董边给党支部书记周太和写了个纸条：“我和家英今天结婚，请组织上批准。”周太和看罢，微笑地朝她点点头，就算是表示批准了。

　　新房还没着落，怎么办？党支部书记主动让房。周太和原本和党小组长一起住一个窑洞，两人分别搬到别的地方去，腾出那窑洞，成了田家英和董边的“洞”房。田家英和董边把自己的铺盖卷搬过来，那“洞”房的布置就算停当了。

　　到了傍晚，消息传进同事王惠德的耳朵里。他走进窑洞，见到田家英和董边正在看书，似乎毫无结婚的迹象，将信将疑问道：“听说你们要结婚？”

　　田家英没吭声。董边答道：“哪有这回事，我们在工作呢！”说罢，照旧看书。王惠德信以为真，走了。待王惠德走远，田家英和董边这才忍不住大笑起来……

　　这是田家英夫人董边向我讲述的故事。

　　我去北京采访田家英夫人董边，头一回是在1988年隆冬，我在北京给她家挂电话，不巧，她去南方休养了。

　　1989年9月我去北京，一打电话，耳机里传出来的正是她的声音：“欢迎你来！”

　　9月16日下午，我应约去她家。她住在一幢高层公寓里。客厅内一大排玻璃书橱，整整齐齐竖放着一本本书。

　　已经离休在家的她，患哮喘，但谈锋甚健，一口气谈四个来小时，常常朗朗大笑。

　　她向我详尽地回忆田家英。那天没有谈完，17日我又去作录音采访，她再度回忆往事……

　　我在采访董边时，顺口问了一句：“在家里，你喊他‘家英’吗？”

　　不料，这句话引出她与田家英奇特婚恋的话题。

　　“不，不，在家里我从来没有喊他家英。只有现在，跟别人谈起他，才说‘家英’、‘家英同志’。”董边说道。

　　“你在家里喊他什么呢？”我追问。

　　“喊他‘田鸡’！”她答。她哈哈大笑，笑了好久好久，把话题拉向那远逝的岁月。

　　（下回：十四岁的田家英，已经显露出超人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