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陈琮英回忆：“周恩来同志得知向忠发被捕的消息后，立即组织人营救。执行任务的同志刚刚出发，得知向忠发已叛变，就回来了。为了证实这个消息是否准确，周恩来同志亲自到小沙渡后头的高堤上，这个地方能看到他住房的窗户，只见窗帘拉开(这是暗号)，晓得出事了。向忠发确实叛变了。”

　　向忠发在被捕的翌日，被引渡到上海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又过了一天——6月24日，向忠发就被处决。向忠发一案，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的案卷上写着“赤匪向忠发”。此案的“同案犯”共四名，即黄寄慈(张纪恩当时的化名)、黄张氏(即张越霞)、陈琮英和杨秀贞。

　　陈琮英回忆道：“向忠发被捕当天，我和杨秀贞也同时被捕，被押到巡捕房。我被捕当天见到向忠发，见面时，当着敌人他对我说，‘你什么都可以讲，他们(指敌人)早知道了，你不要瞒。’我当时抱着刚出生三个月的小女儿，装糊涂说，‘讲什么呀？我是农村来的，我什么也不知道。’”

　　也许由于匆忙，向忠发并未说及张纪恩、张越霞的中共党员身份。这样，张纪恩、张越霞虽被列为“赤匪向忠发”的同案犯，但是张纪恩、张越霞在狱中仍以事先编好的口供应付，并未暴露政治身份，未被识破。

　　张纪恩和张越霞，被捕之后被送往上海戈登路巡捕房。未经审问，便于翌日转往上海浙江路的“特区法院”。然后又转往位于上海南市白云观的国民党侦缉队的拘留所。到了白云观的第二天，张越霞在上厕所时，遇见陈琮英。陈琮英悄悄告诉她，是向忠发被捕、叛变，使她和张纪恩被捕。她这才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当时，在拘留所，陈琮英还带着李立三的女儿。

　　于是，张越霞获释，而张纪恩以“窝藏赤匪，隐而不报”(指把楼上厢房转租给“赤匪”)判处五年徒刑。杨秀贞虽不是中共党员，却因与向忠发同居关系，判两年半徒刑。宣判后，张纪恩与杨秀贞被押往漕河泾江苏第二监狱。杨秀贞当时穿一件黑色香云纱衣服。后来逢“大赦”，张纪恩被提前保释。

　　坐了三个多月的牢，经周恩来派人营救，陈琮英这才出狱，秘密前往江西红区，终于第一次戴上了红星帽。个子娇小的她，戴着红星帽，艰难地走完长征之路。在红都延安，她戴着红星帽，双手不停地摇着纺线车，成为大生产运动中的能手。她随着任弼时转战陕北，经过千难万险，终于以胜利的步伐迈入北京城。她正要过几天安定的日子，任弼时却因脑溢血离开了人世。她抹干了泪水，带着儿女继续在红色的道路上前进。

　　每一个时代，都给每一个女性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陈琮英漫长而曲折的一生，是在红星照耀下度过的。正因为这样，她深情地爱着那颗红星，爱着那顶红星帽。也正因为这样，当我拿出照相机时，她拿出了红星帽。

　　（下回：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