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共产党”成立后，办起了油印的机关刊物《少年》，发表文章一律用笔名。李维汉用“罗迈”，王若飞用“雷音”，赵世炎用“乐生”，郑超麟用“丝连”等。周恩来的笔名为“伍豪”，此名源于周恩来在天津“觉悟社”的社员编号——五号，谐音为“伍豪”；刘清扬的编号为二十五，谐音为“念吾”。

　　1923年2月中旬，郑超麟在巴黎西郊出席了“少年共产党”的临时代表大会。会议开了四天，选举周恩来为书记。迄今，在郑超麟卧室墙上，还挂着这次代表大会闭幕时全体代表的合影。

　　这年3月18日，郑超麟和赵世炎等十二人赴苏联学习。周恩来同行。郑超麟来到莫斯科，在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春，郑超麟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旅莫(莫斯科)党支部举行郑超麟入党仪式时，李大钊出席了会议。郑超麟便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家之一。

　　郑超麟于1924年7月下旬离开莫斯科，途经海参崴，坐船回国。9月下旬到达上海，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委员。1925年1月中旬，中共“四大”在沪召开，郑超麟担任大会记录。7月，中共上海地委改组为上海区委，郑超麟为中共上海区委的七个委员之一，负责宣传工作。他还担任了上海大学教授。

　　1927年2月中旬，上海工人举行第二次暴动。指挥部设在辣菲德路的启迪中学。他回忆说：“瞿秋白坐镇那里，我也日夜在那里值班。举事那天夜里，周恩来也在楼下听取各方面的汇报。”二次暴动失败后，中央和区委召集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准备第三次暴动。郑超麟担任了“特别宣委”。特别委员会由中央局的陈延年、李立三、伍廷康和原在上海的赵世炎、周恩来组成。3月下旬，上海工人举行波澜壮阔的第三次武装起义，占领了上海城。郑超麟忙于“采访新闻，起草传单”。

　　4月12日，晴朗的上海突然乌云密布，蒋介石发动了政变。4月27日，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郑超麟作为“发言权代表”出席了“五大”。会后，他出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

　　这年8月1日，爆发了南昌起义。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郑超麟出席了会议。会后，郑超麟复回中共中央工作，来到上海。他编辑过中共中央刊物《向导》和改刊的《布尔塞维克》。他还是《共产主义ABC》第一个中译本的译者。

　　1928年夏，郑超麟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前往福建整理党务。1929年3月18日下午，他在上海家中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四十多天后出狱。6月，他参加托派。年底，他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党籍。从此，他由马克思主义者，转为托洛茨基主义者，与中国共产党分道扬镳。

　　（下回：郑超麟在上海租界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