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我访问郑超麟先生时，他曾告诉我《郑超麟回忆录》一书已于1983年元旦校毕清样，而且已收到两千元人民币稿费，即可出版。但是，他迟迟不见样书。他不知道这本书到底是否已经出版。写信去问，也得不到答复。

　　想不到，倒是我先发现了这本书！在北京，有个内部购书处。去北京时，我凡有时间总要到那里“淘书”。我在1986年11月次前往那里，发现新出的灰皮书，上面印着一行黑字——《郑超麟回忆录》！

　　在书前的《出版说明》中，我见到这么一段非同凡响的文字：“作者至今在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种种重大问题上，仍完全坚持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并仍然拥护托洛茨基与陈独秀的种种主张。”

　　我当即买了两本《郑超麟回忆录》。因为我知道，这本刚刚以“现代史料编刊社”名义“少量刊印”的“内部发行”的书，连郑老本人都没有。回沪之后，我即送郑老一本。

　　《郑超麟回忆录》共分两部分，其中《陈独秀与托派》一文约六万字，是1980年新写的，其余是在1944年至1945年写成的。这些四十年前的旧稿，是经过一番“历险”才得以出版的。

　　那是在抗日战争末期，郑超麟本以译稿为生，由于译稿在当时无出路，他的生活变得无着落，而儿子正病重，急需一笔钱。这时，一家出版社得知他政治阅历甚为丰富，便约他写回忆录，愿预付一笔稿费，要他在1944年下半年完成。

　　他答应了，以《二十年代》为回忆录的书名，着重写自己20世纪20年代的政治生涯，他计划写十二章。从1944年下半年动笔，到了1945年，已写了十章，共二十万字。因儿子病逝，使他悲恸不已，终止了回忆录的写作。

　　后来，这部回忆录未能付梓。他曾请人抄写了一份。

　　1952年，当他在上海被捕时，回忆录的两份手稿也被抄走。他本以为，这部书稿从此再无重见天日的希望。1979年，当他恢复自由之后，收到北京友人来信，告知他的回忆录手稿保存在近代史研究所里呢！当时，他真是喜出望外。

　　据告，他的回忆录的一份手稿，曾由上海市公安局送北京公安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装入麻袋，作为废纸送造纸厂。幸遇一位有心人，从十几麻袋的“废纸”中留下两麻袋，郑超麟的回忆录手稿就这样被留了下来。

　　当我问及他现在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态度时，他沉思了一下，说道：“就理论上的是非而言，我并不认为托洛茨基主义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但是，我是托派，我仍保留我的一些见解。”

　　确实，郑超麟先生是一位很特殊的人物。我如实地把这位特殊人物的特殊的人生道路写出来，孰功孰罪，历史自会评说。

　　（下回：一个特殊的历史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