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2月，邓小平的女儿、《我的父亲邓小平》的作者毛毛来到上海，拜访了一位83岁的老人，请他回忆邓小平。这位老人便叫张纪恩。我曾在1992年7月两度采访过张纪恩，后来又再度采访他。年已九旬的他，回首往事时，滔滔不绝。

　　1980年，多年在国家安全部门工作的张纪恩，曾受中央档案馆之邀，去完成一项特殊的任务。张纪恩为此在中央档案馆工作了三个多月……中央档案馆把这位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共中央机要主任请来，为的是帮助中央档案馆对一批早年的中共中央档案进行手迹辨认等鉴定工作。因为内中有许多是他亲笔所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记录，还有许多文件是他当年经手保管的。

　　张纪恩向笔者说起这些文件的一个“惊险故事”：1931年6月21日，就在张纪恩被捕的前两天，中共中央派来两位地下党员，即徐冰和浦化人，从张纪恩所住的上海戈登路(今江宁路)恒吉里机关运走两木箱中共中央文件。如果这两木箱中共中央文件落入敌人手中，后果不堪设想！当时，风声已经很紧，所以中共中央采取紧急措施，把戈登路恒吉里机关那两木箱文件转移。这表明中共中央已经估计到恒吉里机关不安全。但是还没有预料事情的变化会那么快。不然，中共中央会下令恒吉里机关迅速转移的。

　　由于这两大箱文件及时得以转移，使中共中央避免了一场大劫难。解放后，这两大箱重要文件全部进入中央档案馆。

　　考虑到张纪恩年事已高，中央档案馆每天取几份文件，请张纪恩鉴定。张纪恩记得，内中有一份支部工作报告，下面的签名像画了一个符号，中央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无法辨认。张纪恩一看，马上说：“这是邓颖超的签名！”原来，当时邓颖超习惯于签一个“邓”字，而这“邓”字又写得“龙飞凤舞”，所以不知内情的人几乎无法辨认。

　　有一份是中共中央代表对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会计的熊瑾玎的财务工作审查结论。中央档案馆不清楚那结论是谁写的。熊瑾玎，当时人称“熊老板”，是上海“福兴”字号的老板。他以“老板”的身份，从事秘密工作，同时担任中共中央会计。尽管“熊老板”是绝对可靠的同志，但是对于来往账目，中共中央还是要派人加以审核的。

　　张纪恩一看那中共中央代表的笔迹，马上就说：“这是黄介然的字！”中央档案馆经过查对，那确实是黄介然的笔迹。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是李立三。审核账目本来是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事。李立三很忙，就叫黄介然去审核。

　　张纪恩对于早期的中共中央档案如此熟悉，表明他这个当年的中共中央机要主任是“货真价实”的。

　　（下回：张纪恩前往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