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纪恩记得，这个“机关”对面，是土耳其按摩院——是指采用土耳其式按摩，并非土耳其人所开。“机关”后面是清河旅馆，抽鸦片的人常到这个旅馆里来。巡捕甚至还到这家旅馆里抓过强盗。中共中央的“机关”隐蔽在这样的地方，为的是不惹人注意。

　　张纪恩记得，李立三常来。那时，李立三很激动地在主张实行暴动。蔡和森那时则常咳嗽，后来发现患了肺结核。

　　在那样紧张的年月，面对特务的跟踪和追捕，中共中央的“机关”不断地搬迁。据张纪恩回忆，三年间，他和张越霞在上海大约住过十个不同的地方。所幸那时上海租房很方便，只要付房租，到处有房子可租。他们因为要装成有钱人，所以租的大都是一楼一底或者二楼二底的房子。这样，楼上便于作为中共中央秘密会议的场所。

　　1930年，张纪恩和张越霞有了一个女儿。这样，就更有“家庭”气氛了。

　　最后，他和张越霞搬到上海公共租界戈登路(今江宁路)1141号恒吉里的一幢石库门房子，在那里大约住了半年。这房子一楼一底。张纪恩和张越霞住在楼下。楼上的厢房，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的会议室和看文件的地方，但是布置成一个单人房间，有床铺，就连脸盆架上都放着毛巾、牙刷、牙膏。这房间看上去仿佛有人住，实际上无人居住。

　　张纪恩以他父亲的名义租下此房，说自己是“小开”，来沪求学住于此。他对邻居说，楼上是他登报招租，借给从不相识的人。张纪恩平素编好这样的话，以便万一楼上遭到搜查，可以推脱责任。

　　楼上亭子间住着两位女中共地下党员：周秀清(又名仇爱贞)和苏彩(又名苏才)。周秀清以张家“娘姨”(即佣人)身份住着，给张纪恩带出生不久的女儿。苏彩则因怀孕住此，公开身份为房客。

　　常来楼上亭子间开会的有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向忠发、周恩来、陈绍禹(王明)、张闻天、秦邦宪(博古)以及罗登贤、黄文容(黄介然)等。

　　在这里，由于工作关系，博古与张越霞见过面，彼此认识。当然，这只是一般的认识而已，却为后来博古与张越霞的人生命运作了无意中的“铺垫”。此是后话。

　　张纪恩当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机要(又称文件一处)主任。

　　1931年6月23日凌晨一时，恒吉里那幢石库门房子突然响起急骤的敲门声。显然，来者不善。

　　周秀清赶紧下楼。张纪恩知道事情不妙，但在砰砰的敲门声之中，不得不去开门。在开门之前，他把灶间窗台上的淘米箩取下——那是暗号，取下后表示发生意外。开门之后，大批穿藏青色制服的中西巡警涌入。

　　（下回：张纪恩与张越霞被手铐铐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