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仲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之一，也是广东思想解放“闸门”的开启者。正是他，顶着政治风险为说真话的张志新平了反，正是他，推动了批判“两个凡是”，推动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在打破陈规旧制，今天我们能忆起的，仍是他的勇气、胆量和智慧。

　　在全省学习贯彻汪洋同志代表省委提出的以改革开放初期“杀开一条血路”气魄，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排头兵的号召过程中，人们很自然回想起当年解放思想的先驱、引领广东改革创新之风的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许多关于思想解放的言论。这些观点和言论，不仅属于任仲夷个人，也是30年来任仲夷工作过的辽宁、广东广大干部群众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实践的集体智慧结晶，是属于两省人民宝贵的历史经验总结和精神财富。重温这些思想，对于推动今天新一轮思想解放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和积极意义。任仲夷关于解放思想的言论十分丰富，这里只选摘其中一部分。

　　一、解放思想是改革发展的先导。

　　任仲夷在1978年参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发表了著名论文《解放思想是伟大的历史潮流》，以欧洲文艺复兴到冲破“四人帮”思想禁锢等历史上多次思想解放运动为例，论证了这样一条历史规律：“社会发展的每一次大的飞跃，都是以思想的一次大解放为先导的。”会后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给中国开辟了一个新方向。”他到任广东第一个月，在省委召开的地、市委书记座谈会上说：“我们在工作中要继续解放思想。当前出现的一些问题，并不是解放思想带来的，也不是由于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造成的，相反，这往往正是因为解放思想不够，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没贯彻好而带来的。……中央让广东先走一步，因此，我们的思想应当更要解放一些”。他在1984年6月《解放思想，大胆改革，更加开放》的讲话中指出：“思想解放必须先行。……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我们各级领导同志，都要把自己的认识，统一到这个指导思想上来。不是收，而是放——这是指导思想。凡不符合这个指导思想的旧观念、旧框框、旧规定，都必须改过来，服从这个指导思想。”他认为，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核心都在一个“放”字。放，就是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的指导思想和核心。思想解放是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和思想基础，改革开放是思想解放的具体体现和必然结果。改革开放成就的大小，与思想解放的程度是成比例的。实践证明：哪个地区、哪个部门领导者的思想越解放，哪个地区、哪个部门的改革开放就越搞得好，成绩就越大。

　　二、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高度一致的。

　　任仲夷说：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高度统一的。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从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旧框框中解放出来，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实践相结合。这里，看思想正确与错误的惟一标准，只能是实践。解放思想不是离开客观实际去胡思乱想，吹牛浮夸，也不是不讲科学地蛮干，决不能重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错误。解放思想，最根本的是坚持实事求是。敢于解放思想，就是敢于实事求是，敢于从实际出发，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只有实事求是才能解放思想，才能创新。

　　记得任仲夷在1987年10月参加党的十三大讨论发言时提出：十三大报告审议稿中提到“也不要把思想解放过头一点说成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句提法不确切。因为正确的东西是不能用“过头”来说的，“过头”了就不是正确的东西了。小平同志讲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如果说解放思想过了头，那就等于说实事求是过了头，这是讲不通的。如果随便指责“思想解放过头”，不利于鼓励人们在改革中进一步解放思想，还容易使人产生一个错觉，似乎强调思想解放，就有可能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建议把这一句改为“也不要把思想上一时对改革要求过急，或在改革实践中因急于求成或缺乏经验而出现的一些失误和偏差，就说成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后来，中央吸收了他的意见，在正式发表的十三大报告中，这一句修改为“也不要把思想解放中讲了点过头话说成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

　　三、解放思想要过“三关”，要重点批判封建主义。

　　任仲夷多次讲过，解放思想要过“三关”：第一关是从“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极左思想中解放出来。大家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深受其害，过这一关，还是比较容易的。第二关是从“文化大革命”前“左”的思想和苏联高度集中统一的体制影响下解放出来。这个比较难一点，但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实践中，也解决得比较好。第三关是从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思想影响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这个是最难的。小农经济、封建思想，一个经济基础，一个上层建筑，对我们影响太厉害了，现在我们搞市场经济，在许多方面都不适应，根子往往在这里。解放思想过“三关”，一关比一关难，但都必须坚决地闯过去。过不了这三关，思想僵化半僵化就不能真正解决。

　　他反复强调，只有把反封建主义解决好了，思想才能真正解放。长期以来，由于我们过早地把封建思想视为残余，放松了对封建主义的批判，以致它至今仍是我们继续前进的绊脚石。切不可把批判封建思想看成是轻而易举的。比如，在基层最难办的计划生育、搬迁祖坟、提倡火葬问题，其阻力主要来自封建迷信思想和习惯势力。老百姓最痛恨的腐败，在用人制度方面，搞终身制、男尊女卑、宗族观念、任人唯亲、拉帮结伙，甚至利用权势，买官卖官等等，可说是最大的腐败，这种腐败有很多也是由封建主义造成的。在实行民主与法制、实行市场经济过程中，经常遇到来自封建思想的阻力和干扰，比如以权谋私、以权代法等等。这些很大程度上主要不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而是由于封建主义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结果。如果不信，可以去调查一下，出这样那样问题的人，我敢说百分之八九十，都是由于他们脑子里还存在着浓厚的封建腐朽思想。

　　他说，对外开放要“排污不排外”，所说的“排污”，既要排“外污”，又要排“内污”，更强调排“内污”。有人把近年来一些腐败和社会丑恶现象全归咎于外来影响，这是片面的。贪污、受贿、嫖赌、吸毒等等腐化行为，早在中国封建社会就有了，而且对中国人民的毒害和影响，远比“外污”更为严重。只排“外污”，不排内在之污，结果是“外污”也排不了，因为“外污”往往是通过“内污”而泛滥成灾的。所以更要排“内污”，当然包括对封建思想的批判，而且要把这种批判高度重视起来。

　　四、解放思想要敢冒风险，要有很大的勇气和胆量。

　　任仲夷认为，解放思想就是要冲破人们久已习惯了的陈规旧矩的思想牢笼，树立一种符合时代进步的历史潮流的崭新观念，这必然会引起旧势力和具有保守观念者的反抗、抵制、阻碍和打击，因而会充满风险。他在1978年8月发表的第一篇批判“两个凡是”的著名论文《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中明确提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者，不应当因为有‘风险’就不实事求是。从组织方面来讲，应当强调充分发扬民主，真正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的‘三不主义’；而对个人，则应当提倡无私无畏，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的革命风格。应当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他在1978年发表的《解放思想是伟大的历史潮流》中也提出：“解放思想并不是容易的，是要冒风险的……作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即使有风险也不应当害怕。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需要有一批不怕任何风险，英勇无畏地为真理而斗争的战士。有这样一批人，党、国家和民族才有光明的前途。”他在1984年6月《解放思想，大胆改革，更加开放》的讲话中又指出：“解放思想，需要有勇气，需要有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性。宋朝的王安石力主变法（变法也是一种改革），他曾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九百多年前封建社会的政治家，尚且有这样的气魄，我们共产党人、社会主义时代的改革者，难道不应当有更宽广的胸怀和更大的勇气吗？对我们来说，陈规旧套不足法，流言蜚语不足畏！”15年后，即他在晚年，又再次重提王安石的这三句话。在1999年11月他写给我的那封信《“是是非非”，即实事求是》中写道：我们“还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和胆量。因为说真话实话，肯定正确，修正错误，是要付出代价甚至作出牺牲的，也包括牺牲个人生命（辽宁的张志新烈士就是一个例子）。我们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需要有勇气，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需要有勇气，坚持改革开放需要有勇气，坚持真理、按客观规律办事需要有勇气，要有王安石力所说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因此要提敢于实事求是。”

　　任仲夷本人曾多次表示自己要向张志新学习。事实上，他本人就是像张志新那样是一个为坚持真理具有极大勇气和胆量的人。任仲夷在主持辽宁省委工作期间，用他的话说，是以“敢上刀山”的决心，不惜冒政治风险，排除一切阻力，为张志新等一系列冤假错案翻案。为张志新平反一事，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并不表示赞同。其时华国锋正在辽宁视察工作，有人请他为张志新题词，华国锋不肯题，于是大家很紧张，认为此事行不得，问任仲夷怎么办？任仲夷果断地说：“他不题可能有别的考虑，这不要紧，我们还是按省委的决定干！”可谓掷地有声，态度鲜明。辽宁省委作出了为张志新彻底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的决定，号召全体党员和干部向张志新学习。“学习她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高贵品质；学习她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解放思想的革命学风；学习她勇于追求真理，坚决为真理而斗争，无私无畏，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学习她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坚持党性原则的高尚品德。” 为张志新平反一事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对拨乱反正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下转特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