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特02版）

　　任仲夷提出，解放思想，实质是要创造性地执行中央政策，允许“变通”，而不是“变相”，他形象地比喻道：“一计不成，再生一计”，有些问题，按这条规定不行，就再找另一条，总之是把有利的事给办成。而在这个主张的背后，则还有任老宽阔的心胸和坚毅的担承：有问题，我来负责。

　　五、上面要支持和鼓励下面解放思想。

　　任仲夷在1979年1月辽宁省委常委会上说：“从党的组织方面来讲，为了提倡干部群众解放思想，还必须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活跃民主生活，真正实行‘三不主义’。而且要鼓励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要表彰和提拔重用那些能够解放思想，工作做出成绩的人。对于在探索、创新过程中难免发生的缺点、错误，不要责备，而应正确引导。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广大干部和群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去想问题、办事情。”

　　他认为，只有领导上敢于承担责任，广大干部群众才敢于大胆地解放思想，放开手脚，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有缺点错误，领导勇于承担责任，是对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极性的有力保护。1982年初，中央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并严肃批评广东在这方面问题的严重性。任仲夷在传达中央精神时，赞扬广大干部和群众为国家建设和改变广东面貌做出的贡献，并诚恳主动承担责任说：凡是过去省委、省政府决定和指示过的事情，错了由省委、省政府负责，下边执行者没有责任。“缺点错误，主要在省委。”“在省委里，又主要应当由我对这些问题负责。”他要求大家不要有任何消极、畏难情绪，积极努力，大胆工作，争取做出更大成绩。他的肺腑之言使下面的干部深受感动，激发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的积极性，深得广东人民的交口称赞，二十多年来一直传为美谈。

　　广东改革开放取得瞩目成就，受到人们赞扬时，任仲夷在1984年12月广东省地市委书记会议上说：“许多具体经验和做法，都是各级干部和群众创造的。省委主要是从大的方面引导，在不离原则的前提下，放手让大家干，不束缚下面的手脚，而且注意保护有创造性、善于开创新局面的干部，保护和鼓励改革的积极分子。在这种情况下，许许多多新鲜、具体的经验就涌现出来了。工作上了正轨，处处都有创造。”

　　任仲夷在1992年3月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发言，谈到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要求思想更解放时说：“我看这些问题的主要关键不在下面，而是在上面。从广东来看，广大干部都是有着强烈的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加快经济建设步伐的迫切愿望的。他们有经验，有胆量，勇于开拓，敢于创新，但他们在工作中往往感到束手束脚。他们总觉得上面一些领导部门旧框框太多，对下面的工作管得太多太死，一句话，感到上面不开明，思想保守。因此，邓小平同志和这次《政府工作报告》讲的思想要更解放些，胆子要更大些，步子要更快些等问题，应当首先从上面做起。上面做到了，下面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就会皆大欢喜、额手称庆、甩开双臂、阔步前进。”

　　六、在解放思想中要不断找自己的差距，不自满，不自大。

　　任仲夷反复教育广东的同志要在成绩面前找差距，赞扬声中找缺点。他在1982年11月对广东的干部说：“我们决不能有老大思想，不要总以为广东什么都比别人先进，比别人好。……内地落后？不见得。解放30多年，全国各地变化很大，有些省比咱们发展快。不光上海、江苏，其它省也是这样。如工厂企业管理，许多好经验不在我们这里，常州、沙市比我们好。上海、天津的管理经验比我们好，江苏经济发展比我们快，从提高经济效益上看我们不如人家。……我们不能坐井观天，夜郎自大，要不自满，不自大，虚心向人家学习。”

　　在1983年3月广东省农业问题电话会议上，他插进了一大段 “离题”的话：“我觉得，特别要强调谦虚谨慎。上级来的领导同志，以及兄弟地区来的同志，有时对我们某些工作称赞几句。自从1982年入冬以来，我们听到赞扬的话比较多了。对此，我们一定要头脑清醒，千万不要飘飘然，千万不可认为自己的工作做得多么好。一些工作做得比较有成绩，经济搞得比较活，生产发展比较快，群众收入比较多，经常受到人们赞扬的地方和部门，尤其应当注意这个问题。

　　“实事求是的看，我们工作中的问题还比较多，比之中央对我们的要求、群众对我们的希望和我们对国家应当做出的贡献来说，比之先进的兄弟地区和部门来说，我们的差距还很大。我们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我省工业、农业，特别是能源、交通的基础仍然很薄弱，财政上捉襟见肘，各方面都有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困难也很多。各兄弟省市有很多好的经验，我们学习不够。

　　“我省各地区和各战线既要勇于改革、勇于开创新局面，又要扎实、谨慎，防止头脑发热；对兄弟地区和单位的经验，要虚心学习，防止固步自封；对工作的成绩，既要肯定，又不可沾沾自喜，在宣传上应留有余地，不要吹。特别是必须正视问题，正视困难，丝毫不可麻痹大意，丝毫不可自满松劲。

　　“我刚才讲的，对今天的会来说有点离题，但我觉得有提醒的必要。简单地说，就是各级领导同志头脑要冷静，态度要谨慎，工作要扎实。”

　　任仲夷在1984年2月住在医院里，写给广东省委五届二次全会的一份长篇书面发言，再次提到：“我觉得，我们还特别应当注意一点，虽然中央领导同志对我们的工作作了较高的评价，说了许多鼓励的话，但我们决不可有丝毫的自满，必须看到我省工作中还存在着许多缺点、不足和失误，在很多方面同先进地区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务必做到戒骄戒躁，更加兢兢业业地做好工作。”

　　他在1984年12月广东省委地、市书记会上，作了题为《发扬成绩，防止失误，再接再厉》的讲话，语重心长地告诫说：“现在形势好，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我们听到的大都是赞扬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特别要注意保持清醒，警惕头脑发热。”他说，我们的工作还有很多缺点和弱点。例如能源交通紧张，通讯设施陈旧，企业管理水平不高，经济效益还比较差，教育事业特别是高等教育落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人才不足的问题越来越突出，等等。我们必须正视这些问题，想方设法尽快解决。还要看到，我省富裕地区只是一部分，还有不少地方相当穷。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活动，以及其他刑事犯罪活动，在全省仍不断有所发生。总之，各方面的问题还不少。在形势发展比较顺利的情况下，我们要特别注意防止失误。现在看，第一，要防止骄傲。第二，在钱的问题上要警惕犯错误。

　　任仲夷认为，看是否解放思想，应当首先从领导班子、尤其是他本人检查起。他在1984年5月做的《我在整党中的对照检查》中诚恳地做了自我剖析：“整党期间，在总结前段工作时，有些同志反映我的思想比较解放。但是，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思想路线来衡量，我认为自己应当检查的第一个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下面，仅摘录这份检查的前面一小段，看他是如何严格地进行自我批评的：“我的思想不够解放，首先表现在没有大胆地、充分地中央给予广东的特殊政策，……我也曾批评有关部门，中央给了权，不敢用。实际上，有些权我自己就没敢用。……国家即使未收回的权力，我们也没有充分运用。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问题，也未敢大胆决定。例如，早有人建议我们办理对香港的家庭劳务出口，即组织一些中年妇女去香港作家庭佣人。……但是，这个建议一提出就遭到有些人的强烈反对。从心里讲，我是赞成这种劳务出口的。但是，谁也不敢担保，出外做工的绝对不会有个别人出点什么问题。考虑到目前封建思想影响还相当严重的现实情况，我没有正式明确表态，也未建议由省委或政府做出允许这种劳务出口的决定。……由于迟迟不敢决断而拖了一年多时间，是有损失的。又如，珠海要求扩大特区范围，有些地方和部门再多下放给他们一些必要的权力，有人建议再多取消一些派购等等，我对这些问题开始都曾犹豫不决。总之，有很多事实，使我深感自己的思想还是不够解放的。”

　　七、解放思想要创造性地执行中央政策，允许“变通”，不许“变相”。

　　任仲夷认为，是否真正执行中央的政策，不是看是否按中央的文件、指示一字不差地照抄照转，不能像“漏斗”那样单纯起上传下达的作用，而是看是否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真正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因时、因地、因事制宜地创造性地去执行。为此，下级执行上级的政策和指示时，要起“变电站”或“变压器”的作用，把上面送来的电流进行变压调整，使之适合本单位、本部门具体需要的电压，去推动自己的机器运转。

　　任仲夷根据“变电站说”原理，提出了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口号：“允许‘变通’，不许‘变相’”。他在1980年5月辽宁省工业交通工作会议上说：“有些问题，按这条规定解决不了，往往按另一条规定就解决了。……‘一计不成，再生一计’，这条规定不行，再找另一条，千方百计地把符合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事情办成，这就叫变通。……变通和严格按党的政策办事是一致的，是为了因时、因地、因事制宜，更好地执行党的政策。绝不可把变通弄成变相的违反政策。对于违法乱纪行为，一定要坚决制止，严肃处理。”

　　任仲夷在1980年11月珠海市委汇报会上说：“遇到大问题，该请示的一定要请示。但是，大量的问题还是靠你们自己独立负责地去解决。有些问题，要在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原则下，变通解决。要敢于变通，善于变通。只要对国家、对人民有利的事，你们就大胆去办，办的过程中有点毛病，也不要紧，接受教训就是了。”

　　他在1984年6月广东省委地、市书记会上作的《解放思想，大胆改革，更加开放》讲话中说到变通时指出：“解放思想，要求我们对原有的规定勇于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去执行。要敢于变通。我过去多次讲过，变通不应形成变相地违反政策。在正常工作中必须严肃认真地执行现行政策的规定，在执行中发挥积极性、创造性。但是，至少有三种情况允许变通。第一，政策规定有许多条，为了办成于国于民都有利的事情，有时要多方查阅各种规定，这一条不行就用那一条，要积极找根据把好事办成，而不应到处找根据去卡，使好事多磨。第二，政策规定本身有幅度、允许灵活的，则应向有利于生产发展和搞活经济的方面去理解，灵活执行，而不应相反。第三，确实利国利民的改革，如果从现有文件中找不到根据，还可以试点，在试点中允许突破现有规定。万里同志说：‘中央的红头文件是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从实践中来的，从群众中来的！’农业的联产承包，就是先有实践，后有‘红头文件’。如果大家只能办‘红头文件’中规定了的事，不再有所创造，有所突破，我们的事业也就不能前进了，新的‘红头文件’也就无从产生了。”

    （下转特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