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特03版）

　　八、解放思想要按客观规律办事，坚持科学发展。

　　任仲夷有一句名言：“发展确实是硬道理，而客观规律是比它更硬的道理，违反客观规律硬发展就没道理。”这是对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通俗生动的注解。

　　任仲夷对解放思想、尊重客观规律、坚持科学态度、构建和谐社会的论述很多。1999年10月8日《羊城晚报》刊登的《任仲夷同志谈解放思想》一文中，谈到了任仲夷对“与人斗，其乐无穷！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问题的反思。

　　“过去，我总从正面来理解这些话。与人斗，我认为是与敌人、坏人做斗争，并取得斗争的胜利，当然其乐无穷了。可是经过‘文化大革命’，联想到过去历次政治运动，我深深地感到，一个国家和民族，老是敌我不分地斗，尤其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天下大乱，而且还要七八年来一次，弄得国无宁日，人民能乐得了吗？我国民间历来有‘和为贵’的谚语，难道是毫无道理的吗？莫说在一国之内，就是不同国度甚至敌对国家之间，还要讲‘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呢。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时说，‘中国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现在，我国已将近13亿人了，天天总是窝里斗，会把国家搞成什么样子？！”

　　“天与地就是大自然。中国所谓天人合一说，就是人与自然也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我们既要改造大自然，又要保护生态环境。不顾大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只知与天斗与地斗，必然要受到惩罚。‘大跃进’时乱砍树木，盲目深翻耕地，结果造成河水泛滥，作物失收，闹饥荒，饿死人，结果只会其害无穷，其苦无穷，何乐之有？！这些话今天听来，本属普通常识，但是，如果把和人斗，和天、地斗，其乐无穷的话，当作无可怀疑的绝对真理，并用来指导自己的行动，那就必然要违背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也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了。……通过今后的实践，我们还可能遇到更多的问题。原来以为正确的，后来又发现它不是那么准确，甚至是错误的，这就必须根据实践的检验，作出新的结论。……要以事实为依据，勇于独立思考，不断独立思考，才能真正做到‘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任仲夷对如何按照客观规律去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有许多思考和总结。他在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发言时说：“过去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缺乏认识，往往从主观愿望出发，脱离实际，做出许多违反客观规律的蠢事。……许多现在听起来很可笑的事，其实不是什么笑话，而是人民流出的血汗和泪水，教训极为沉痛。……把握住初级阶段这一最大的实际，我们就能真正理解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什么必须实行现在这样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而不能实行别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我们考虑和处理各种实际问题，也必须从这一最大的实际出发，坚持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再不能做那种违背客观规律的蠢事。”

　　九、解放思想要敢为天下先，勇于理论创新。

　　任仲夷认为，判断一个人的思想到底是解放不解放，不是看他讲得如何天花乱坠，而是看他在思想上行动上是否真正敢想敢干，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特别是领导干部，勇于理论上的创新，尤为可贵。任仲夷本人就是当代一个思想解放的先驱者。下面简要试举一些事例，看他是如何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两个历史时期勇于进行理论与实践创新的。

　　任仲夷在批判“两个凡是”、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讨论中是个先锋人物。早在真理标准公开讨论几乎一年前，1977年7月他就在辽宁省委宣传工作会议上做了长篇讲话，强调“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鲜明地指出：“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论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 1978年他发表了在全国影响很大的两篇论文《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和《解放思想是伟大的历史潮流》，成为这场大论战中最早表态的省委第一书记之一。他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最早起来对坚持“两个凡是”负责人进行批驳的与会者之一。

　　任仲夷在辽宁率先提出 ：我们革命的目标第一条是“由奴变主”，第二条是“由穷变富”；提出了农村要“抓富”，要让农民解决“敢不敢富、会不会富、怎样富起来”的问题，要开放农贸市场，是第一批支持“包产到户”的省委书记。

　　任仲夷是第一个提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的人，他是第一个提出给企业“松绑”的要求，支持集体所有制企业实行“财政包干”，率先支持农民到城里开豆腐坊、个体户在城市开“夫妻馃子（油条）店”、农民搞“长途贩运”等等。

　　1980年12月任仲夷刚到广东第二个月，就遇上中央做出调整经济决策，要求压缩和“退够”。 任仲夷说：“全国放慢两步，广东只能放慢一步，总得比全国要快，中央叫我们先行一步嘛！”他又鲜明地提出“三统一”方针：“把调整和实行特殊政策统一起来，把‘集中’和‘搞活’统一起来，把‘退够’和‘前进’统一起来”；提出“三真”要求：“特殊政策真特殊，灵活措施真灵活，先走一步真先走”。

　　1982年1月中央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严厉打击广东沿海地区的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活动，任仲夷提出三个“坚定不移”的口号：“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坚定不移，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坚定不移，执行让群众富裕起来的政策坚定不移”，保护和激励了广东干部群众执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积极性。

　　1983年中央提出关于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侵蚀、清除精神污染的要求。任仲夷说：对外国的资金、技术、先进管理经验，我们要引进；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我们要抵制。不盲目排外，要自觉排污，我们的原则是“排污不排外”。

　　任仲夷提出了广东执行中央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纲领性指导方针：“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他强调，为了做到这三个“更”，必须加强“三个更严”：“党的纪律要更严，执法要更严，党的生活要更严”。他还要求：要搞好特区，必须反对另外三个“特”：特区的干部“不能搞特权，不能搞生活特殊化，不能当特殊党员”。为了反对“三特”，他提出共产党员要做到“三更”：即“更有觉悟，更守纪律，更有知识”。他还要求经济特区达到“三个特别好”：“党风要特别好，精神文明要特别好，整个社会风尚要特别好”。

　　任仲夷根据邓小平关于创办特区“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的精神，体谅中央的财政困难，提出在创办特区及进行其他建设时，采取“三手”原则：“对上少伸手，对外多伸手，对内手拉手。”他说：“一个是叫‘对上少伸手’，不要老向国家喊困难；一个是叫‘对外多伸手’，积极引进外资和技术，吸引国外和港澳资本来投资，同时鼓励出口；再一个叫‘对内手拉手’，那就是提倡本省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进行经济联合，同时积极发展广东与各省市的联合。”

　　他提出农业经济体制改革要走“包、专、联、通”的道路。“包”，即承包责任制，主要是“包产到户”；“专”，即专业化生产；“联”，即在自愿互利基础上实行经济联合，经济协作；“通”，即疏通商品的流通渠道。他在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的新形势下，强调要保持“三个稳定”，抓好“三新”。“三个稳定”：一是稳定政策，二是稳定生产责任制，三是稳定粮食种植面积。抓好“三新”：一是推广新技术，二是组织新的联合，三是开辟新的生产领域。

　　他要求对外经济工作要加强“三进三出”。“三进”，就是大力引进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引进人才。“三出”，大力出口商品，出口劳力，出口风景（旅游业）。

　　面对1984年中央决定开放14个沿海城市的新形势，任仲夷提出要加快“三个步伐”：“加快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引进人才和智力的步伐；加快改革的步伐；加快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步伐”。

　　任仲夷经常提到，我们一切政策和工作，都应该做到“三顺”：即“顺路、顺心、顺手”。所谓“顺路”，就是顺乎党的正确路线。所谓“顺心”，就是顺乎民心。“顺路”与“顺心”了，工作起来就一定“顺手”。他提出，为了真正做到“三顺”，一定要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使三者利益紧密结合起来，损害任何一方利益都是错误的。为了真正做到“三顺”，还要坚持“三民”观点：“政治上立足于民，经济上藏富于民，政策上取信于民”。只有这样，才真正符合党的正确路线，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