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放慢两步，广东只能放慢一步”

　　我随仲夷同志出差深圳三个多月后调到了他身边当秘书。我在他身边逐渐了解到，他主政广东五年，正值改革开放和创办特区之初的艰难开拓时期，他带领省委一班人，闯激流险滩，一路高歌猛进，但他所面对来自上下左右内外方方面面的压力之大，考验之严峻，常人难以想象。

　　当1980年11月仲夷同志刚调到广东来，正准备带领全省人民迈开大步贯彻中央在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创办特区时，第二个月中央就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有的领导同志提倡“抑需求，缓改革，重调整，舍发展”的十六字方针，会议做出了调整经济的决策，要求压缩基建战线，许多建设项目要下马，对部分企业实行关停并转，要求“退够”，也想收回原给予广东的部分特殊政策。好在邓小平同志在会上说：“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几个特区的决定，要继续下去。但步骤和方法要服从调整，步子可以走慢一点。”仲夷同志和广东省委面临的难题是：广东还能否继续实行特殊政策？还能否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 

　　仲夷同志审时度势，努力把中央给予广东的特殊政策与当前的调整结合起来，一方面对上做了大量工作，积极向中央反映广东的实际情况，希望中央继续支持和维护在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创办特区的决策；另一方面，他鼓励省里的干部：“要以调整为中心，使调整和改革相辅而行。中央给我们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权力。放慢改革步伐，全国放慢两步，广东只能放慢一步，总得比全国要快，中央叫我们先行一步嘛！”他又鲜明地提出了“三统一”和“三真”方针：“把调整和实行特殊政策统一起来，把‘集中’和‘搞活’统一起来，把‘退够’和‘前进’统一起来”，努力做到“特殊政策真特殊，灵活措施真灵活，先走一步真先走”。在他和省委一班人的不懈努力下，确保了广东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大局在经济调整中得到稳定健康的发展。广东的干部群众开始领略到他驾驭错综复杂局面的能力，领略到他把中央决策与地方实际情况紧密结合、把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紧密结合的高度政治智能和高超领导艺术。

　　一生唯一向中央写的一份检讨

　　1982年1月11日，中央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知》，针对中纪委简报反映广东一些沿海地区干部出现严重的走私贩私、投机倒把、贪污受贿等现象，要求严厉打击。这次矛头主要对准广东，来势很猛。仲夷同志此时面临巨大压力，但他始终认为按照中央的要求推进广东改革开放没有错。

　　2月11日至13日，中央书记处让仲夷同志带队，把广东省委常委会几乎整个班子成员都叫到了北京，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两省会议气氛极其紧张，有人提出要整掉一批，杀掉一批。尤其不寻常的是，会上除印发中纪委反映广东走私贩私的简报外，还印发了书记处研究室编写的一份材料《旧中国租界的由来》。这意味着，会议不仅要解决走私贩私等经济犯罪问题，还涉及要不要创办经济特区的问题。在会上，仲夷同志和省长刘田夫等广东省负责人如实汇报了广东走私贩私等情况和省委反走私所采取的措施，还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来的初步成就，提出省委在加强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同时继续推进广东改革开放工作的打算。

　　会后几天，胡耀邦同志电话通知仲夷同志单独再赴京“讲清楚问题”。仲夷同志提出自己刚到广东不久，情况不熟悉，请求与刘田夫一道赴京，中央批准了。这就是后来广东广为流传的“二进宫”。2月19日，中央领导召集任仲夷、刘田夫和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等人开会，严厉批评广东贯彻中央精神不力。有的说广东对走私贩私“放了羊”。有的说，广东出那么多事，任仲夷为什么见怪不怪？他还是不是共产党员？甚至有提出要免去他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职务的。可见当时他承受压力之沉重。据仲夷同志后来对我说，当时在会上，项南附在他耳边悄悄说：“开了两天会我才明白，原来找福建是来‘陪绑’的，实际是对你们广东的。”所幸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同志并没有表态处分任仲夷，他才得以逃过一劫。

　　这次“二进宫”，胡耀邦同志要求仲夷同志写份检讨，仲夷同志连夜写了。关于这个过程，张岳琦同志是亲历者，在《回忆任仲夷》一文中有详细生动的描述，为20多年前这段历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特转录如下：胡耀邦同志说，对你们这样贯彻，上面认为力量不够。又对仲夷同志说：“你是不是作个检讨？”仲夷同志说：“我们认真执行了中央的方针政策，怎么检讨呀？” 耀邦用关心的口吻问：“仲夷同志，你是否说过提倡投机倒把的话？” 仲夷同志想了想，回答说：我在一次会上谈到蔗糖进出口问题时，曾讲我们总是在甘蔗丰收、国际糖价下降时出口糖，而在甘蔗歉收、糖价升高时进口糖，很吃亏。应该反过来，争取低进高出。国内不许投机倒把，在国际贸易中要学会搞点“投机倒把”。那也是带点幽默的说法。耀邦听了哈哈一笑：“原来如此！”接着又说：“总之你们要好好想想，写个检讨。” 他做了一个两手摊开的姿势，说：“我和紫阳都检讨了啊！”回到住处，经过商量，由我执笔，连夜起草了一份检讨，大意是说：我们在工作中对如何打开改革开放的局面，如何更好地引进外资、引进项目，考虑得多，而对改革开放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考虑得少，一些问题直到出现了才发现、才解决，见事迟。次日呈送耀邦同志，他说可以了。当时的国务院领导也和仲夷同志谈了话，强调要认真解决问题。不久前，他对广东改革开放和创办特区的成绩曾给以很高的评价，这次他说，以前的话我不收回，但也不能再说了。事后仲夷跟我说：“以前的话既然是对的，为什么不能再说？”总之“二进宫”之后，气氛仍然紧张。广东感受的压力很大。

　　关于这份检讨，仲夷同志多年来一直萦系心头，多次对我念叨，这是他一生中唯一向中央写的一份检讨，一定要找回来看一看。这些年来，他多次托人，甚至托中央领导同志到中央机关去查找，但临终都未能如愿，成为一件抱憾终生的事。

　　将“杀气腾腾”的会开成“热气腾腾”

　　众所周知，“二进宫”后，仲夷同志在广东省委召开的全省三级干部会议上传达两省会议精神时，注意保护干部改革开放的积极性，赞扬广大干部和群众为国家建设和改变广东面貌作出的贡献，还诚恳地主动承担责任说：凡是过去省委、省政府决定和指示过的事情，错了由省委、省政府负责，下边执行者没有责任。“缺点错误，主要在省委。”“在省委里，又主要应当由我对这些问题负责。”他要求大家不要有任何消极、畏难情绪，积极努力，大胆工作，争取作出更大成绩。他这一番肺腑之言，使在场的所有人深受感动，大家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他又提出“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坚定不移，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坚定不移”的“两个坚定不移”方针（会后又加了第三个“坚定不移”——“执行让群众富裕起来的政策坚定不移”），大大保护和激励了广大干部群众执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积极性。用一位与会干部的话说，仲夷同志将一个原本被人们估计为“杀气腾腾”的传达会，开成了一个“热气腾腾”的动员会。这件事深得广东干部群众的交口称赞，二十多年来一直传为美谈。可是，又有多少人清楚仲夷同志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呢？

　　仲夷同志曾对我说过，1983年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前夕，中央开会讨论，决定新提名两位同志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他是其中之一。按照仲夷同志在辽宁、广东两个大省立下的赫赫功绩和在全国人民中享有的威望，只要提名了，在人大会议上通过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最后任仲夷的名字还是被勾掉了，没提交人大会议选举。仲夷同志平静地说：“我个人怎么安排无所谓，重要的是广东改革开放的路要走好。”

　　仲夷同志不断承受压力，接受挑战，面对打击，始终矢志不渝，坚定地走一条荆棘满途的路。他在两个大省共当了八年多的省委第一书记，分别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这两个历史转折时期带领两省干部群众做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丰功伟绩，虽然没有当上更大的官，却赢得人民一片称誉，是改革开放时代人民心中的英雄，人民记住他，这对他是最好的回报，比当什么大官都重要。

　　（下转特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