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特07版)

　　一份关于“不正之风”的发言稿

　　1985年3月下旬我随仲夷同志参加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人大代表承托了人民很多的期望，让我们来北京开会，不是来享受待遇的，而是为人民说话来的。

　　在这次人大会议上，国务院提交给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审议稿提出，从去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来，我国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改革和经济发展总的形势是很好的。但在去年下半年特别是第四季度，也出现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对信贷基金和消费基金管理不严，信贷增长过猛，一些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乱提工资，乱发奖金、津贴和实物，再加上乱涨价等不正之风的影响，致使部分商品价格上涨。会前有关文件把这几个问题列为“几股不正之风”。

　　仲夷同志认为，过分强调批不正之风，掌握不好会打击广大干部群众改革的积极性。他说，改革中出现一些问题不必大惊小怪，不能因此对改革评头品足，甚至产生动摇。改革前进中的问题，必须在继续改革前进中去解决。对于各种不正之风，应具体分析，划清政策界限，实事求是地加以处理。不能把产生不正之风的原因归咎于改革，这不是改革之过。在纠正不正之风时要保护广大干部群众改革的积极性，相信绝大多数人是想改革的。对于他们在改革中某些偏差和失误，要积极引导，提高认识，继续前进，不要笼统看成是不正之风。真正搞不正之风和违法乱纪的是少数人，不能因为少数人挫伤大多数人改革的热情。他说，他作为人大代表，有责任在会上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他交代我根据他这个意思起草一个发言稿，并在此基础上准备一份新闻稿。第二天早上，《人民日报》有关负责同志到我们住地取走了稿子。第三天，4月1日《人民日报》以该报记者采访任仲夷的形式，以《改革的历史趋势不容逆转》为标题发表了他的谈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也广播了，各家报纸也转载了。不少人打电话来说仲夷同志讲得好。后来正式公布修订后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仲夷同志这方面的意见。这充分显示了他这位人民代表对政府工作的影响与作用。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他为什么如此认真地对待以人大代表身份的发言。

　　“我终于安全着陆了！”

　　1985年9月，我随仲夷同志参加了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两个全会中间还有一个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这几个会议的一个主要议题是关于干部的新老交替问题，一大批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将要退出中央领导机构，很多人对仲夷同志的去留格外关注。

　　其实，他本人对这个问题早有考虑。他淡泊功名，不恋栈权位，决定以自己的行动为促进干部新老交替做个表率。这时，不少好心人来劝他留下来再干一段，他都一一婉言谢绝了。记得有一天晚上，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光英偕夫人急匆匆赶来。王光英同志一进门就先献上一束鲜花，然后紧紧拥抱住他说：“仲夷同志，广东不能没有您啊！”仲夷同志笑着说：“广东没有我照样能干好，放心吧。”两人为此交谈了很长时间。王光英同志说：您要是不当省委书记，至少也要当个省顾问委员会主任吧？仲夷同志回答：我要是当了省顾委会主任，如果不顾不问，新班子觉得不好；如果我又顾又问，新班子更不好办，还是不当为好。

　　9月16日，仲夷同志参加了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他在有叶剑英、邓颖超、徐向前、王震、李德生等64人向全会请求不再担任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的信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是党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主动请求不担任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的集体行动，为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带了个好头，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尊敬和赞扬。9月23日，仲夷同志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增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完成了从一线领导工作岗位退到二线的人生转折。原先听说他将担任中顾委常委，但后来只当了中顾委委员，一些人向他表示惋惜，他却不那么看，而是轻松地说：“现在这样就好，有治病的工夫了，也有时间读书了。”他退下来后的第一件事，是吩咐我从北京飞回广州，把他在省委大楼的办公室腾出来，让给接任的省委书记林若同志使用，他在省委机关不保留办公室(没有规定要求他不保留)，把工作地点搬到自己家里(秘书在机关里仍留有办公地方)。他还向省委新班子表示，不参加常委会，不干预新班子决策，希望新班子大胆工作。他的举动得到省委机关上下一致好评。 

　　9月底，我和小裴随仲夷同志到大连治病。有一次，我们陪着他走到海边一条小路尽头，小裴担心他再走就会掉下去前面一米多深的断层沙滩上，便劝他往回走。他用力把手一挥，坚定地说：“不怕，跳下去，我们不走回头路！”我和小裴连忙跳下去在下面接他，他接着跳了下去。当稳稳落地后，他长舒一口气，朗声笑道：“我终于安全着陆了！”我们也跟着笑起来：“是呀，安全着陆了！”

　　我心里明白，他在广东改革开放的风口浪尖上苦苦拼搏了五年，不久前还经历了一场“海南岛大量进口和倒卖汽车事件”风波。尽管他本人在这个事件中是坚决反对海南岛走私汽车的，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尽管省委、省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阻止和纠正走私汽车风潮的蔓延，但这个事件背后牵涉的因素太复杂了，他又一次面临近似1982年“二进宫”时的那种巨大压力，差点就不能“安全着陆”了。现在，他能够“安全着陆”，是多么好的事哇！在庆幸过后，又不得不令人五味杂陈，不胜唏嘘！

   “他们称我们这些人是老板！”

　　仲夷同志多次向我谈论他以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观。1996年10月的一天，我去看望他，他再次向我提到干部与群众的关系问题。

　　那天，他严肃地对我说：现今一些下面的干部称上面的领导为“老板”，群众把地方官员称为“父母官”，让人听了刺耳得很，可是这些被称为“老板”和“父母官”的领导人不但不制止，反而听之任之，甚至飘飘然，此风不可长。这是把干部和人民的两者关系完全颠倒了。我赞成邓小平同志的提法，我们各级干部是人民的儿子，决不是人民的“父母官”。我们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人民的公仆，决不是人民的主人，更不是什么“老板”！这些人忘了，他们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是人民给的！我们常说的民主民主，应当是由民做主，不是自己为民做主。

　　记得1989年6月20日那天，我随仲夷同志去参加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这是党的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主要解决那年春夏之交那场政治风波问题，江泽民同志在会上当选为总书记)。

　　我们乘坐的专机在北京南苑机场降落后，外面的形势比较紧张，戒备森严，与会者乘坐汽车有严格控制，安排了仲夷同志和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的谢非同志同乘一辆小车(以往到京开会仲夷同志大多单独乘坐一辆小车)，我坐前排副驾驶员位置。

　　一路上只见两旁都是戒严部队，大家一直没说话。突然，仲夷同志低声问谢非同志：“你知道下面的干部私底下怎么称呼我们吗？”谢非同志说不知道。仲夷同志说：“他们称我们这些人是'老板'呢！”谢非同志说他没有听说过。我插话说我也听说过。仲夷同志说：“这样的称呼不好，很不好！”谢非同志同意他的意见。说完大家就没再议论了。我对这段在特殊情景下的特别对话印象很深，但当时并没往深处想。

　　没料想时过七年，仲夷同志还一直想着这件事，可见这个问题在他心中分量有多重。这几年人们叫“老板”和“父母官”之声更盛了，我觉得自己多少有点失责，便向他建议，是否趁最近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决议的时机，将他这一意见整理成文在报纸上发表，他同意了。于是，1996年10月24日《羊城晚报》发表了题为《各级干部决不是什么“父母官”“老板”——任仲夷谈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访谈录。文章见报后，社会上反响强烈，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后来看到《羊城晚报》报道说，有人就此文评价：“文章有骨堪辅国，思想长存自写才。”

　　我与任老多年密切接触中强烈感到，他总是在考虑人民群众如何在经济上更快地富裕起来，在政治上更好地当家作主、拥有更多的民主权力，在文化生活上更自由地享受丰富多彩的精神文明成果，是一个时刻把人民利益装在心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