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杆子：1949》真实记述了东北野战军（后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简称“四野”），解放东北后，入关，打平津战役，过长江，一路南下，激战湘云贵，渡海拿下海南岛，直至天涯海角的漫长艰辛的征战历程。《雪白血红》的作者张正隆以丰富翔实的第一手采访素材和史料，回塑记录了当年大量鲜为人知激动人心的战争细节以及那场战争亲历者用枪杆子打江山的刻苦铭心的记忆。

　　首次披露“四野”

　　最可怕的敌人——水土不服

　　信息时报：从《雪白血红》开始，您先后出版了《战将》、《战争记忆》、《枪杆子：1949》，这些作品都与“四野”相关。请问，您为什么那么关注“四野”？您又是怎样与“四野”结缘的？

　　张正隆：198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指示，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组织一批军内外作家撰写“中国革命战争报告文学丛书”，着重写我们党建军以后的重大战斗、事件、战役。当时我在沈阳军区一个集团军当干事，所以我就选择去写其中的辽沈战役。

　　1987年我到军中采访老同志，老同志嘴中所讲的“四野”和辽沈战役把我惊住了。我突然发现，怎么这些亲历者讲述的“四野”、战争与原有文献中的不一样呢？怎么与我戴红领巾时候听到和看到的不一样呢？这个“不一样”吸引了我。我发现“四野”历史中不为人知的东西太多了，比如说，很多老同志谈到当年“四野”南下的情况，但很奇怪的是，四野南下，过去谁都没写，常常一句话带过，似乎辽沈战役后，国民党就一下子完蛋了。

　　因为《雪白血红》的采访写作，让我觉得“四野”的历史里太有文章做了，一辈子也写不完。人生的缘分就是那么的奇妙，如果当时我选的是淮海战役，可能我就写别的野战军去了，也不可能与“四野”结缘了。

　　信息时报：您的《枪杆子：1949》，关于“四野”的哪些内容，是属于首次披露的？

　　张正隆：在战争题材中少有详尽深刻触及的“四野”从东北直打到海南岛的全过程，人们大多只知个表面，而我这部《枪杆子：1949》首次披露了四野军进入江南后水土不服的细节问题，比如中暑、恶性痢疾、生疥疮、腿肿等诸多南方疾病危及到许多战士的生命。老天爷、土地爷就成了最可怕的敌人，使“四野”的南下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难下”。由于水土不服，病饿交加，部队大量非战斗性减员，部队病号1/3左右，有的达一半左右。百万大军只好休整一个月，当时的湖南江西，村村都差不多成了军营军队医疗所，这个村是打摆子的伤员，那个村是拉肚子的伤员，等等。

　　南北气候的迥异与分别给南北行军带来的苦难，经亲身经历者的述说，更加细腻地让人对征战环境恶劣感到震撼。一个接受我采访的老人就曾这样感慨：“咱是翻身农民，又打了几年仗，什么苦没有吃过？实在是遭不起这份罪了，祖祖辈辈也没遭过这种罪啊！我这辈子最难熬的，就是过江后那一个多月了！”还有一个叫孙洪瑞，说的是拉肚子的事情，更让人永远难忘。他说：“晚上查铺查哨，你听吧，一个个肚子稀哩咕咚的，那屁吱哇乱叫。一些人一遍遍往厕所跑，有的提起裤子走几步，又回去蹲上了。行军不能总跑路边蹲呀，急行军就更不行了，就找块破布绑夹屁股上，像女人来例假似的。”这些亲历的故事，实在太震撼了。

　　战争最抓人的是

　　人处在生与死的临界点

　　信息时报：《枪杆子：1949》写四野从东北到南下，这战线拉得很长，故事也肯定有很多。但您却用近乎五分之一的篇幅写了大军南下后水土不服的各种故事。除了因为是首次披露这一点，还有其他的因素左右着您的篇幅选择吗？

　　张正隆：我写四野南下，遇到的最大的敌人不是拿枪的敌人，而是水土不服，所有南下的老兵感受最深的就是这个。我采访了很多人，写了一些自杀的人，他们可能打仗很勇敢，但却因为吃不上饭，生病，不想拖累部队，或者太痛苦，难受得自杀了。

　　文学是人学，报告文学也不应例外。军事文学写战争，也是写战争中的人，把人性和与之对应的东西推向极至、极限的典型环境中的人，并不是枪炮声从头响到尾。写战争中，人在生与死的临界点上的生存状况所面临的考验，也许才是最“抓”人的。

　　信息时报：在《血火青树坪》一节中提及了青树坪战斗，四野遭伏击失利，这是四野军唯一一次失利。以前有书籍披露过这个失利吗？你是怎么找到那三位老人的？

　　张正隆：这场失利有人提到过，但都写得很简单很概念化。

　　有的一次战斗，能够采访到许多亲历者，可以挑着写。有些战斗大同小异，不可能一一都写。有的则是唯一的、不可替代的，青树坪战斗就是如此，却采访不到亲历者。半个多世纪了，幸存的亲历者天南地北，有的真不好找。采访中，常会听到老人说，这事谁谁谁最清楚了，可惜他前不久去世了。我一直没有放弃，有机会就打听。2002年，我终于打听到，在广州三元里的军区干休所里有参加过这次战斗的老同志，就急匆匆赶去了，而后通过这位老同志，又找到了另两位亲历过这战斗的老人。他们三位老人的亲历，让青树坪战斗具有了丰满的血色。

　　我的采访是带着抢救性质的

　　信息时报：《枪杆子：1949》一书的行文，很有特色，经常就是“某某老人说”。 因此，口语化的讲述，在这部作品中非常明显。您为什么特意要用这种口语化的乡土调子表述呢？是为了复原一种战争的完整与真实吗？

　　张正隆：我以为，口语化的讲述，配上“老人说”绘声绘色的讲述，应该更可以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所以，我书中口述当年战斗过程的老人均记载其姓名，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屡屡列举当时所在的战斗营和现今的头衔，是为了突出故事具有绝对真实的可考性。一个个健在的老人，如同活史料般，展现了一种完整而鲜活的真实战争。你看看，书中的“老人说”，把一个个老人，组成了一块，是不是感觉，很像是你身边的历史老人在唠嗑历史？书中都是老人原话，我最多也只是进行条理化，剔除一些罗嗦的话语罢了。

　　信息时报：您为什么认为，您的采访是带着抢救性质的？

　　张正隆：我采访的老人，70岁的都已经很少，大部分是80岁以上的，有的人上礼拜我还打过电话，回头再想问点什么，再打电话时人就已经不在了。到现在，我写的老人中有一半以上已经不在了，有的即使活着，恐怕脑子也糊涂了。

　　11月9号，我在广州购书中心签售新书时，见着了2002年我采访过的广州军区的一个老首长，他当年是43军的一个团长，就是我书里提到过的那个“跑步进广州”的团长。那天老首长是由夫人搀扶着来的，头发花白的他，现在已经不认得我了，因为他得了老年痴呆症。我难过得热泪都要出来了。

　　如果不是早作采访，一些历史资料也许就此淹没了，从这点上说，我的采访是带着抢救性质的。

　　身后追着只狼

　　是一种难得的幸福

　　信息时报：您为什么强调“作家必须倾心打造自己的诚信品牌”？为了写《枪杆子：1949》，您用了近１５年时间遍访大半个中国，走访了一百多位在世的老人。这应该与您提出的“诚信品牌”有莫大的关系吧？

　　张正隆：我强调写报告文学的作家，必须倾心打造自己的诚信品牌，使读者知道你是真诚、有责任感的，看到你的作品感到亲近。要达到这一境界，你必须去采访、收集资料。历史中的新闻很多，你不深入进去就抓不到。所以，不惜气力采访，占领素材的制高点，对于报告文学来说，这永远是第一位的、最重要的。否则，即便有“一览众山小”的超强功力，也不可能“凌绝顶”。就像只有盖间瓦房的材料，什么样的建筑大师也建不成高楼大厦一样。

　　虽然说，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我不可能走进历史，但我可以自豪地说，我力图接近了历史的原汁原味。

　　为写《雪白血红》，1987年的一整年中，我对辽沈战役所涉及的东北广大城乡进行全面而深入的采访，第四野战军的高级将领、普通士兵以及当时参战的民工，还有国民党的败军之将，凡是能找到的，都要一一采访，到1987年年底，我共采访了100多人。如今为写《枪杆子：1949》，我走访了大半个中国，采访了100多人。我的作品都是用脚，实实在在走出来的。

　　信息时报：看到您比喻自己的写作是“身后追着只狼”。您说，“身后一直有只狼追着，你不得不得拼命往前奔跑……一停下，一回头，就可能被狼吃掉”。您感觉自己身后有只狼，是从有作家梦开始的吗？日子总是被这只狼追逐，那感觉是享受？还是疲惫？

　　张正隆：我的祖辈在辽东大山里刨梦时，狼就像今天城里的宠物狗一样多。走夜路，最好擎只火把，不然就砍个树棵子扛在肩上拖着。狼喜欢从背后偷袭，跟着你寻找机会，有时还会把两只前爪搭上你的肩膀。你不能停下，更不能回头，回头狼就会扼住你的喉咙。所以，老辈人都说，有狼跟着，走道不累，还快快往前奔。所以，有时就恨不得有一群狼在身后追撵着，我能快快写出更多的好作品。我觉得，只要有责任感事业心的人，他们的身后都会跟着一只狼。

　　当然，一个身后总跟着只狼的人，是不能不累的。不过，来到这个大千世界，能从事自己倾心热爱着的写作，身后总能有只狼跟着，也是一种难得偏得的幸福，或者说就是被幸福追撵着吧。

　　我有一种英雄梦的情结

　　信息时报：您的作品一直都特别关注战争与部队的题材，是否可以说，您的潜意识里一直有一种很深的英雄梦的情结？ 

　　张正隆：我的确有一种英雄梦的情结。当然，我们那个时代的英雄梦不是现在所说的富豪榜上那些有地位有金钱的人物，我们喜欢的英雄是打仗里的战斗英雄。因为，那时候的电影小说，很多都是写军人的，都与战斗有关。比如，《苦菜花》、《烈火金刚》、《林海雪原》、《平原游击队》等等，我们这些孩子都喜欢杨子荣，都把杨子荣当成自己的偶像。这些文学作品写得很好，对我的人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所以，我很想当兵，一则是因为那个时代当兵是最好的出路，二则是因为我觉得当兵可以让我的英雄梦有实现的可能。

　　1969年，我当兵了，特高兴的，因为我终于往英雄之梦靠近了一步，2005年60岁退休。部队给我提供了创作的源源不断的素材。可以说，我当了一辈子兵，都是和平兵，对战争，对前辈军人经历的战争，应该说是陌生的。我对战争的了解、理解，主要是通过采访亲历者获得的。

　　■作家简介

　　张正隆，辽宁本溪县草河口镇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作家，中共党员。1969年应征入伍参加解放军，历任81065部队战士、排长、新闻干事、宣传干事，沈阳军区文化部创作室专业作家。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199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报告文学集《爱，你是太阳》，长篇报告文学《雪白血红》、《解放》、《西部神话》，中篇报告文学《大寨在人间》等。长篇报告文学《血情》获第三届解放军文艺奖及中国报告文学505杯奖，另有10余部长、中、短篇报告文学获军内外省军级以上报刊优秀作品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