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余华的长篇小说《兄弟》在获得法国“首届《国际信使》外国小说奖”后，又入围亚洲布克奖决选名单。来自国外的文学荣誉让人想起三年前这部作品刚出版时在国内引起的争议。本世纪以来，大概没有哪个小说家像余华一样引起过全国上下的关注与批评，也没有哪一部纯文学作品像《兄弟》一样被激烈讨论。余华的《兄弟》曾经使中国文学再一次成为普通读者的日常话题。

　　2005年夏季，“看过《兄弟》吗”一度成了很多人聊天的主题——这恐怕是检验一位小说家在普通读者群的号召力的重要基础。可另一面，《兄弟》也面临了批评界的恶评连连。没有哪个小说家像余华这样总遇到戏剧性的待遇——在恶评如潮之后，2006年底，《兄弟》受到著名评论家陈思和先生的青睐和高度评价，陈先生甚至用“一部奇书”和“惊世之作”来赞美。用“冰火两重天来”总结《兄弟》在2005年8月至2006年12月间的传播史再恰当不过——《兄弟》的批评史，是一部卓有意味的当代小说阅读史。

　　“警惕被宽阔的大门所迷惑”是著名批评家李敬泽先生评论《兄弟》的文章题目。李以其独特的洞察力指出《兄弟》的简单逻辑在于“过去四十年来中国人百感交集的复杂经验被简化成了一场善与恶的斗争、一套人性的迷失与复归的庞大隐喻。”这几乎成为批评家们的共同看法——对一部小说的认识共识到如此集中的地步，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小说确实可能在这方面有所缺陷。批评家谢有顺从小说的细节出发，提出一个硬伤关乎《兄弟(上)》的语言，“跳楼甩卖价”、“超五星级”、“免费的午餐”等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的词，将它用在60年代的中国语境里、用在主人公的自叙(“他知道”)里，“你相信这是出自曾以语言简洁精确见长的余华之手吗？”

　　《给余华拔牙》的批评文集无法忽略。在一篇同名书评中，作者在文章开头令人吃惊地下了一个“道德”的逻辑——他担心余华的儿子看了《兄弟》的感受，又以一位父亲的身份表示对自己的女儿无法交待《兄弟》到底写的是什么——过度的情绪化、狭隘的理解力和道德至上使文章所有的观点都失去了有效性。当一个批评家使用极为简单的模式——如何对待子孙读者的角度来讨论小说时，再有气势、再尖刻都不具有力量。另外，这篇文章对余华曾经的牙医身份极尽嘲弄，以拔牙比喻的质问和排比也令人反感：“我先来给这个‘消化不良’的、不合格的‘牙医’拔掉四颗病牙：第一颗‘黄牙’，第二颗‘假牙’，第三颗‘杂牙’，第四颗‘'黑牙’。”激愤的、并非就事论事的对《兄弟》的批评，很快受到反批评，即使是在并不喜欢《兄弟》的读者那里，反感也可想而知。这部文集出版不久，批评家解玺璋认为只有李敬泽等人的几篇是中肯的，“剩余的许多文章，批判的火力很猛，但分析不足……批评家们急于表达自己的判断，急于和被批评者划清界限，由此把批评变成了声讨，变成了非此即彼的道德评价。” 

　　其实，《兄弟》出版后，余华也获得了许多批评家的支持。在和余华的对话里，复旦大学学者严峰多次对《兄弟》进行真诚赞美，认为这样的写作是肆无忌惮，藐视一切常规。2007年第2期的《文艺争鸣》里，陈思和先生发表了长篇论文《我对＜兄弟＞的解读》，他从巴赫金的怪诞现实主义概念出发，认为《兄弟》是当代的一部奇书——需要转变的是读者的审美观，读者应该把自己的身份降低，自我降低。从这个角度出发，小说中的偷窥情节、处美人大赛以及诸多粗鄙的语言和俚语就可以用“狂欢”和“民间”两个角度解读。就如何进入文本而言，陈先生的解读具有说服力和有效性，是从美学概念上进行了根本性扭转。

　　一部小说的好与坏，恐怕一时难以说清。当《兄弟》身上的尘埃终落定后，是经典还是普通，恐怕一切都得再过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