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对于《鸣指》的讨论将超出纯粹文学的范畴。这是我所不愿意看到的，但由于《鸣指》的某些特性，迫使我必须正视当今文学与读者与世界的关系。

　　在某种意义上说，《鸣指》是一部不合时宜的小说。它远远走出了当代中国文坛的视野，它走到了大众读者的反面。在社会学意义上说，它是对大众消费文化的一次控诉、一种鞭策。也许它不能引起轩然大波，也许它未被广泛阅读，但我相信在市场经济下它的出现意味着艺术的不屈抗争，如卡尔维诺的小说《树上的子爵》里的那个子爵一样：他拒绝下树，他拒绝世俗生活的重力。《鸣指》悄然地走上了对抗世俗重力的道路。

　　小说必须要走出单纯叙事文学的巢臼，小说必须要大于叙事，亦即远远超越故事的范畴。纯叙事文学的解放将依赖于写作者对小说本质认识的拓展及其与此相关的努力。而当代中国文学集体观念中，故事仍是第一位的，说书人是中国式的小说传统。由于承认自己与时代的羞耻，《鸣指》担当了解放者的使命。

　　在《鸣指》的内部，古老的文学样式——戏剧发挥了巨大的能量。它有意无意间搭建了宏大的舞台，使得解放叙事的要求获得了足够的空间。譬如在《夜幕》这一节里，“第一主题”是“制造夜幕拒绝白昼”，“第二主题”是“渴望白昼憎恶夜幕”，在此之外，尚有“导演手记三则”、“附加说明”三条、关于“讲述者”的五个问题、“本场戏最后的台词提示”两条以及随意插入的、颇有些迟疑的叙述。如此一来，鲁羊即把“纯叙事”的手段彻底地作了变革，使叙事本身立体化、复杂化，从而也产生了巨大的文本张力，为文本布下了多重意味的谜局。

　　在结构上，《鸣指》充满了普鲁斯特所谓的“有条理的复杂性”的倾向，文本之间广泛而深入地运用了断裂与连接的双重关联。整部小说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有时是互文，有时是映射；在某一时刻，第二部分是第一部分残缺的镜像；在另外一个时刻，第一部分是根基和枝干，第二部分是树叶和血脉。

　　在行文上，《鸣指》呈现了密集与疏散的悖论聚合，从而使文本在“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第一部分密集，可谓是“闪烁与爆裂之书”；而第二部分疏散，是漫不经心的散文诗。这是外国小说美学从未提供的经验，这中国式的小说美学，深深地烙上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印记。

　　《鸣指》的复杂倾向，不光表现在写作意图的模糊性上，还有着卡尔维诺所言小说的“繁复”之特征。卡尔维诺认为，现代小说是一种百科全书，一种求知方法，尤其是世界上各种事体、人物和事务之间的关系网。显然，鲁羊之于《鸣指》也是不断地编织越来越精密的关系网。甚至这种类似于蜘蛛的编织行为，走上颇为可怕的境地，但写作者仍在所不辞。卡尔维诺分析这种写作心理说，过分宏伟的设想在许多领域中都可能令人厌倦，但在文学中则不然。即使我们提出难以量计的目标，而且没有希望实现，文学也仍然存在。我因此也认为写作中的“宏愿”是写作者面临巨大挑战的自我心理暗示，是写作原动力的最重要来源。《鸣指》的写作显然过于艰辛，但一想到自己的“宏愿”，作者永远无法推辞自己内心的请求。

　　因而我想，《鸣指》必有使命。

　　■育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