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魅力在于，这个多声道的混沌体，为后来人预留了永远阐释不完的空间。于是，我们习惯站在它的远处围观，并且随意地对着它的苍老的背影指手划脚，想象着未曾变为事实的历史的多种可能性。然而，一切虚幻的假想，都不能为历史的真实存在和发生提供强劲有力的注脚。有时，历史的发生确如数学模型般，恪守着内在的公理，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面对历史，并不能因为昨天和今天的偶发，就可以果敢地推断明天的必然。

　　《左手翻史书》，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它不去构想历史的如果，而是在努力地解剖和辨明那些曾经发生的过去。

　　这本阐释历史的书，所选取的对象都是曾经或者正在选入各个阶段语文教材中的我们耳熟能详的古诗文名篇。然而，它却给予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那些熟悉的篇章背后，原来还隐含着如许的不为人知的内情。它给了我们所认识到的那些理所当然的历史常识，一击当头棒喝。

　　以《桃花源记》为例。陶渊明的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够流传千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文章中对小国寡民的原始乌托邦的近乎现实主义的幻想和对士大夫阶层告别庙堂之后远遁江湖的飘渺逸致的由衷流泻。然而，在《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有怎样的玄机》一文中，作者韩扑对此提出了异议。

　　按照《桃花源记》的文字，桃花源根本就不是一如我们常识提示的那个小国寡民的原始平均主义的乌托邦，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现实世界。首先，韩扑认为，桃花源不是什么“绝境”，而是与外界相通联的。“男女衣着，悉如外人”，就是这种通联的旁证。其次，桃花源中人自称是“先世避秦时乱，来此绝境”的，而且“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那么，既然如此，他们又是如何得以顺利地通过语言与渔人进行交流的呢？就算古代汉语的语音系统演进得缓慢，那么过了几百年的时间，也不能一点变化没有。所以，他们之间的自由对话，其实就是一个天大的破绽。再次，渔人本身的行为也很诡异。渔人捕鱼，何以非要避开水阔鱼多的江河下游，而偏偏要执著地溯流而上呢？还一直到了小溪的尽头。他的行为仿佛是在寻找着什么。再者，渔人离开桃花源的第一反应，就是“处处志之”并去直接报官，而且他得到太守的接见也实在有点太顺利了。此外，那个南阳的刘子骥，寻访桃花源未果的行为，非但没有激起更多的人前来探险的欲望，反而引起了“后遂无问津者”这样有些噤若寒蝉的恐慌效果。很有可能，他并不是正常死亡，而这个不正常死亡预示着桃花源对外来势力的强烈排斥。

　　这些问题，可能也有人提出过，但是作者韩扑先生把这些疑点集中在了一起。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在努力把长久以来被我们不断美化和向往的化外之境，又拉回了冷酷的人间和现实。桃花源并不是陶渊明虚无缥缈的幻想，很有可能有着极为普遍的社会原型。那就是，在衣冠南渡和游牧民族内迁中原的大的历史背景下，许多家族或者村落，为了躲避繁重的人口赋税和战事徭役等，集体搬迁到偏僻险要的闭塞之地，形成大量不在户籍之内的流亡人口和流亡人口聚居的社会群落。

　　至此，以往我们投影在《桃花源记》中的那些温情脉脉的士大夫式的平均主义的道德社会的遐想，原来只是千百年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道统的一厢情愿。乌托邦的闪光不见了，文人情怀的飘逸也没有了，余下的是对当时社会一种现实的映照和一颗苦涩的心灵。

　　在情感和温情的面前，苦难与人性永远焕发着审美的色彩。然而，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上，情感的正义和温情的悲悯并不能提供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只会在微观层面上牵扯和转移社会历史的聚焦。历史的悲悯者，不是单纯地为弱势群体架设想象的殿堂，以寄托无助的精神世界，而是在宏大开阔的视野中，坚实有力地通过物质性的变革，把精神逃逸的历史乌托邦变为触手可及的现实世界，用伟大的力量给予历史前进一臂之力。

    ■王一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