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地铁工地坍塌事故造成多人死亡失踪，成为“中国地铁修建史上最大的事故”。据《广州日报》11月17日报道，事故发生后，令人痛心的一个细节被披露：11月16日晚上，当国家安监总局副局长赵铁锤、浙江省副省长金德水、杭州市市长蔡奇责问地铁施工相关负责人“是否在事故之前就曾发现过事故隐患”时，该负责人表示确实存在隐患，之所以不事先采取措施解除，是因为已向上级部门汇报过，需要等待批示。对此回答，三位领导均表示，出现这么重大的隐患，施工单位应及时补救，根本不需等待审批。

　　三位领导的批评当然有部分道理，毕竟人命关天的事情，怎可如此懈怠。但事情显然不是痛骂施工方这么简单。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施工单位或许也有苦衷：如果面对的不是简单明了的小隐患，而是原因复杂，需进一步探明甚至停工整顿，那么他们敢作出多少决断？如果进一步探明的是小问题，兴师动众的“大停工”若耽误整体规划布局，施工负责人是否能担当得起政府部门的“问责”？我无意于为施工方开脱，只想说，施工方发现重大隐患之后及时向上级汇报，是一个很现实的选择。

　　要害问题在于，施工方有多少权限，在“领导批示”没下来之前，作出力所能及的反应？就判断施工隐患来讲，施工方应该比上级更为直接，也更为专业。那么这群“更为专业的人”为什么不能依照自己的判断来决断？笔者以为，就目前信息来看，这里面暴露出的是一个普遍存在的行政运作不专业的问题。

　　按照管理学理论，实现最有效率的管理，就是要责、权、利明确统一的专业化运作，实现每一个岗位都能有明晰的岗位价值。你要担负怎样的责任，就要对等给怎样的权力，继而也能享受对应的利益——下级有下级的权责利，上级有上级的权责利，都非常清楚。该有的责任不担当，就需要被问责。这种管理的专业化运作的结果，就会令每一个岗位表现出职业化的状态。

　　整体而言，这种职业化运作被企业所高度重视。尤其是外资企业，其运作过程的职业化程度令人咂舌——组长就是组长、主管就是主管，严格按流程操作，令权力实现高效率运转。但不能否认的是，在政府管理部门，这种专业化、职业化的意识并不强，很多时候仍然陷于“一锅煮”的状态。很多问题不是在各个层级解决的，都要逐级上报，最后芝麻大小的事情也要上报到最高领导那里“批示”，然后再反馈下来“执行”，结果是效率低、领导累、底下人无所适从。

　　我们不妨想一想，这样的弊病在多少部门是司空见惯的？比如建地铁，我们通常看到的思路是，把工程招标外包出去，而这种形式最需要的就是充分的理顺责权利。在决策、执行过程中，若不能充分尊重“专业”，不能充分按照责权利的原则实现权力与责任分配，就难免出现各种问题。

　　痛定思痛，行政部门应该从“坐等领导批示”的惨剧中总结教训，有意识地加强行政用权的专业化运作——公司需要“职业人”，政府同样需要“职业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