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前段时间有个报道说，广东撤并了多少公路收费站，我还有些欢呼雀跃。然而昨日看到的这条新闻：“广东部分公路收费站过多，90公里4个收费站”（中央电视台11月18日），却感觉心里凉了半截。有人说收费站就像印钞机，钱是一辆车一辆车数出来的。但有关官员却说，政府还贷公路“收取的通行费连还利息都难”。 

　　一个是撤并了多少，一个是收费站还是过多；一个说赚得盆满钵满，一个却说亏得连渣都没剩下。我不知道该相信谁，但我却明白一个事实，越来越多的公路收费站已成为城乡市场协调发展的“拦路虎”。去年，曾有报道称，广东还贷收费站2019年全撤，新批经营性公路收费站收费期最长不超过25年，但愿有关部门的这个承诺能“牙齿当金使”。

　　另一件事，其“雷人”程度和多如牛毛的收费站堪与相类：“东莞一条街有3家‘潢泗围卫生站’”（《广州日报》11月18日）。据说山寨版卫生站这事儿，是前几年村里搞卫生站承包不断转让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引发的，以至于连自称的正版卫生站用的还是过期执照。这一情形让人联想到“真假美猴王之争”，六耳猕猴最终是在佛法无边的如来面前原形毕露，但是现在谁才是如来佛祖？人们不禁要质疑：牵涉公民切身利益的公共领域，哪里容得下如此令人瞠目结舌的“西游记”？

　　相对而言，“深圳拟调整的士运价，整改淡旺季司机上缴数额”（《晶报》11月18日）这一同样是行政性的举措，却是值得赞赏的。一方面及时汲取一些城市的哥“罢工”教训，稳定社会秩序；另一方面也可算是各方共克时艰的具体回应。可以说，这种让利于民的务实思想，是目前民众呼声最高，也是执政者最需要的。

　　“广州提出建公共租赁房政策，夹心阶层可租住经济租用房”（《信息时报》11月18日），这一民生举措，将本地夹心层人群的住房难纳入了视野，值得赞赏。然而长期以来，各地住房等保障性政策，往往把外来的夹心层人群束之高阁。换句话说，当前的住房制度虽然作了略微的调整，但如果只是解决城市实际人口中占少数的本地人口住房问题，而不想方设法满足和解决如此庞大的外来群体的住房需求，恐怕再好的宏观调控也不足为喜。而看清这些问题，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准确判断目前房地产市场的真实需求，也可由此透视我国经济生活中某些问题的症结之所在。

　　“广东白字戏、西秦戏两大剧团难以为继”（《新快报》11月18日），这条新闻告诉我们，稀有剧种在文化领域里已是绝对的弱势群体。地方戏曲是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有效载体，当一个剧种消亡时，损失无法估计，这是文化基因的损失、文化传承的中断。窃以为，抢救戏曲需要实实在在的投入，同时要加快整理、研究的步伐，为戏曲剧种、剧团生存发展立法，才能重构地方戏曲的面貌和内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