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傅聪注意起音乐界的另一“聪”——马思聪。

　　如果马思聪先生仅仅是一个音乐家，无论他的音乐成就有多大，我也许不会去关注他的命运，不会去为他写报告文学。他的一生中某些时期的遭遇，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中国知识分子遭受极“左”路线迫害的缩影。正因为这样，他的大起大落的一生，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写马思聪，不仅仅为他立传，而是希望借此引起众多的读者的深思、沉思、反思，希望今后不再发生这样的悲剧。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当我的胸前飘荡着火焰一般的红领巾的时候，我就知道马思聪的大名——因为《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上，写着“郭沫若词、马思聪曲”。

　　每当收音机里传出悠扬的《思乡曲》，也常使我驻足静听，那旋律久久地在耳际回响……

　　在那生灵涂炭的严峻岁月，我从满街的大字报中吃惊地得悉：马思聪“叛国投敌”了！

　　我从大字报上，读到红卫兵作为“批判材料”而转抄的马思聪在美国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长篇讲话，我曾深为震惊。马思聪的名字，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虽然酷爱音乐的我，过去喜爱作为音乐家的马思聪，但是，此后我更关心的是他的命运。

　　我感到困惑不解。一个巨大的问号，一直存留在我的脑际。

　　1983年，我在采写关于钢琴家傅聪的报告文学时，听许多音乐界人士谈起了马思聪。我曾说，愿为“两聪”(马思聪、傅聪)各写一篇报告文学，因为他们俩都是受极“左”路线迫害的知识分子的典型。当时，由于党中央领导同志对傅聪问题已有极为明确的指示，所以关于他的那篇报告文学虽经曲折，但毕竟发表了。不过，当时写马思聪，显然时机尚未成熟。就连我在傅聪报告文学上提及马思聪的一句话，在发表时也删去了。我只是着手收集了一些关于马思聪的资料。

　　为了写傅聪，我查看了香港、台湾关于傅聪的种种报道，也就同时见到关于马思聪的许多报道。在当时，马思聪头上还戴着可怕的帽子，我只能默默地做好收集资料的工作，无法为他写点什么。

　　1985年新春，传来了为马思聪公开平反的喜讯，立即激起我强烈的创作欲望：哦，是时候了！

　　当我进入“角色”的时候，却又发觉颇为棘手：马思聪的年岁比傅聪大得多，走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尤其是解放前的经历，十分复杂。况且马先生身居国外，隔着浩瀚的大洋，无法面对面采访。再说随着平反消息在各报上发表，马思聪一时间成了新闻人物，众所关注，因此对报告文学的要求就更高了……

　　（下回：我找到了马思齐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