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像写作科学论文似的，头一步便是查文献。我把许多时间，掷进了图书馆。我从20世纪20年代末的旧报刊、旧杂志查起，一直查到近年来香港、台湾以及国外关于马思聪的种种报道。做了大量案头工作之后，我很快就排出了采访线索。

　　春雨潇潇，我穿行在上海市中心的一条弄堂里。“长兄如父”，大哥马思齐是引导马思聪走上音乐之路的人。我找到了马思齐老人。他已经卧病在床半年多，吃力地、断断续续地回忆往事，说出了许多重要的内容。马思齐在解放前挑起了全家的经济重担，把弟妹一个个培养成人。他为人善良，有一次路遇乞丐，竟把乞丐带到家里待以饭菜。但是，解放后他因没有正式职业，偶尔到大学代教法文，生活艰难，弟妹们纷纷寄钱给他，分担他的生活费。在“文化大革命”中，马思齐夫妇受尽折磨，他的两个儿子，一个被判了七年刑，另一个判了十二年刑。女儿被迫害致死……如今，错案得以平反，两个儿子都有了工作。

　　我赶往北京。为了采访方便，我住在离马思聪长女马碧雪工作单位一箭之遥的招待所。我在到达北京三小时后，便开始采访马碧雪。她告诉我，马思聪的妹妹马思琚翌日便要离京。当晚，我赶往清华大学。总算幸运，马思琚正在整理行装，她很热情地接待了我。

　　在宽敞的书房里，连地板上都堆放着一摞摞杂志。书堆里夹杂着几盆宝石花。在环形日光灯明亮的光线下，马思琚拿出厚厚的相册，让我看马家那些发黄的历史照片。她爽朗而健谈。她的丈夫汪坦教授，则被马思聪称为“知音”。

　　深夜，当我离开清华大学，刚好赶上公共汽车的末班车。翌日，马思琚便飞往广州，忙于为中央音乐学院招收新生。

　　我从北京西郊横穿全城，来到东郊一幢新楼，拜访了中国音协负责人、马思聪的挚友李凌。早上八时多，我刚一进门，李凌正躺下睡觉。原来他通宵失眠，正想好好睡一下。听说我来了，他翻身下床，跟我整整聊了一上午，从解放前如何做马思聪的统战工作，一直谈到近几年怎样为马思聪平反多方奔走。

　　我走过弯弯曲曲的胡同，来到一座四合院，见到了已经离休的赵沨同志。他是中央音乐学院前副院长兼党委书记，现为名誉院长。解放前，他是跟马思聪有着长期联系的另一个地下党员。解放后又一起共事，“文化大革命”中一起关进“牛棚”。他一边抽着烟斗，一边侃侃而谈。他擅长在各种场合做报告，所以讲话清楚，很有逻辑性。一口气，他谈了一下午，内容丰富而生动。特别是马思聪在“文化大革命”中如何受迫害，他是见证人，列举的事实准确而可靠。

　　（下回：我不得不求助于公安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