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制止公款出国（境）旅游专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传出消息：据不完全统计，从2008年5月中旬到11月底，全国共取消计划内的因公出国（境）团组1100多批、近7000人次，制止违规出国（境）团组550多批、近4000人次。2008年5月到11月，全国持因公护照出国（境）的人数为83万人次，较上年同期下降了18.9%（《新京报》1月6日）。

　　从报道来看，半年制止4000人次违规出国出境是作为一种利好消息向公众披露的，是作为相关部门的政绩进行宣扬的。但问题在于，取消了一批没有实质内容的因公出国（境）团组，查处了一批公款出国（境）旅游案件，真的是成绩吗？这在公费出国成为舆论抨击对象的前提下，倒是更有反思的必要。

　　事实上，在把半年制止4000人次违规出国出境当作政绩的背后，是制度的异化。首先，这是对出国考察成官员变相待遇和福利的另一种承认。现在不少地方对官员每年出国的考察次数都作了详细规定，有的地方甚至把官员将此作为一种奖励或惩罚，如河北省政府在清理政府投资项目拖欠工程款的过程中，规定完不成清欠任务的单位领导不得出国考察。更为严重的是，在出国考察成福利的前提下，此举成了少数官员敛财或部分贪官外逃的途径。

　　其次，这是对约束公权乏力的体现。官员出国考察异化成待遇的本质就是公权的滥用，就是纳税人无法监督的结果。同时表明了公权对出国考察的治理困境，单一的量化治理标准已无法从根源上对官员出国考察进行制度化医治，而只能在数字上做文章，自欺欺人。

　　最后，在民意一致对官员出国考察呈不满的态势下，把违规出国出境半年制止4000人次当作政绩看似对民意的交代，实则是对民意的嘲讽，因为这种政绩遮蔽了问题的实质——公费出国考察本不应成为福利，更不应成为官员的变相待遇。

　　可见，半年制止4000人次违规出国出境并不是成绩，而是公权的耻辱。让出国考察回归透明和公众，审视制度修复的正当性才是一种公共意志下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