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华民族的大灾难，人们称之为“浩劫”。

　　“文化大革命”史，是中国当代史研究工作中一片荆棘丛生、暗雷四伏的处女地，一片忌讳甚多、禁规甚多的是非之地，它是中国的“特产”——因为这场既不是“无产阶级”的，又不是“文化”的，更不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中国发生，在中国进行的。它倒确确实实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各种各样的中国人的灵魂在这场“大革命”中“大曝光”。

　　写作《“四人帮”全传》，我进入了“雷池”。我涉足“雷池”，是因为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政治气氛逐渐宽松，进入了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大反思阶段。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所谓“中宣部阎王殿”，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所谓“杨、余、傅反革命事件”……一桩桩“文化大革命”大冤案在大反思中得以平反。由“文化大革命”上溯，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对数十万在1957年被错划的右派分子，对所谓“三面红旗”，对所谓“四清运动”等等，也在大反思中或予平反，或予改正。就连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大批判的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也得到了重新评价。我背了多年的政治包袱也在拨乱反正中卸了下来，轻松多了。

　　我步入不惑之年，真的也不惑起来。我越“界”了。我开始跃入“雷池”。有人笑谓我是“三级跳远”，即“科普——报告文学——‘文化大革命’长卷”。我倒觉得此言不无道理。

　　我着手“文化大革命”探索，如前所述，是因为追索反右派斗争，追索中国极“左”路线的发展，追到了登峰造极的“文化大革命”。

　　我下决心写作王、张、江、姚长卷，是从两本书中得到启示的。

　　一是当时陆陆续续读到的巴金的《随想录》。巴老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尖锐的鞭笞，给了我以思想上的震撼。巴金说：“张春桥、姚文元青云直上的道路我看得清清楚楚。路并不曲折，他们也走得很顺利，因为他们是踏着奴仆们的身体上去的。我就是奴仆中的一个，我今天还责备自己。我担心那条青云之路并不曾给堵死，我怀疑会不会再有‘姚文元’出现在我们中间。我们的祖国母亲再也经不起那样大的折腾了。”

　　（下回：每一步异常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