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铃木贞美

　　当今日本最活跃、最重要的人文学者之一，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已在中国做了近三十多次学术讲演。第一次学术活动是1993年的“中日大众文学研讨会”，最近一次是2008年12月，广州外语外贸大学的学术交流是重要一站。

　　●采访人：魏大海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魏大海：你是日本学界国际知名的学者，与中国学界也有很长时间的学术交往，能否简单谈谈此次来华的感受？

　　铃木贞美：我与中国因缘很深。1978年至今，访问中国已不下20次。而广州则是第一次。广州的街区古风犹存，大众的生活充满活力，对我来说具有非常的魅力。

　　此番访华，各项学术交流活动安排得十分密集，先在广东外大中国日语学界的全国大会上做了基调报告，后给研究生开设系列讲座；接着又在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国际交流基金会北京日本文化中心等单位的策划下，赴北京、上海举行了一系列学术讲演。

　　说实话，令我最受感动的是中国的年轻学子。我从未感受过如此众多的年轻学子那般热切、敏感的求知目光。

　　魏大海：最近，中国出版了你的论著《日本的文化民族主义》（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魏大海译）。能否解释一下“民族主义”概念的含义？同时说明，当如何分析、判断当今世界的民族问题？你认为日本和中国的民族性究竟有哪些根本的差异？毫无疑问，中日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认识，乃是理解、友好的基础。

　　铃木贞美：所谓民族主义，其本义是一种夸耀本民族文化优越性的思维方式或情绪，如今则常常成为一种国家利益至上的思维方式。尤其在冷战体制崩溃后，世界各地兴起了冷战体制压抑下的民族独立运动，各种情况纠缠在一起，令当今世界仍维续着混沌的状态。

　　说到日本与中国民族性的根本差异，我在《日本的文化民族主义》中亦有论及。我的基本立场是，“民族性”概念本身是一种历史性产物，我们不能凭空去想定一个本质。

　　而说到日本人的民族特性，过去的许多说法我认为是不可信的。例如，战后一个时期曾有“家族主义”的说法，事实上并不成立。

　　其实日、中之间的最大问题仍是历史认识问题，日、韩之间也是同样。一句话，至关重要的是日本人面对过去的侵略，能否在事实的基础上深切反省？日本的右翼当然不会去做反省，问题在于左翼同样未能实现那般反省。所以，日本动辄就会出现一些奇怪的历史观。

　　魏大海：你长期推动着一项所谓“概念编成史”的研究。能否对中国读者解释一下，那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研究？它对当今的学问具有怎样的意义或重要性？

　　铃木贞美：这项研究的目的是探究适于国际化时代的学问方式。19世纪中叶，民族国家（在同一法律下诸民族诸地域诸阶层构成国民组织——日本称之为“国民国家”）的制度传至东亚，相伴建立的则是一种学问制度。“概念编成史”着力反省的正是这样的两个制度。

　　如所周知，语言中包含着历史。鲁迅在《门外文谈》(1935)中曾说，当时年轻人论及古典时常常使用的“文学”一词，并非撷自《论语》中“文学乃子游、子夏”之类的说法，而是来自日本的舶来品——日本人对于英语literature一词的翻译。 鲁迅在留学日本期间发现，长期以来意味着“文章博学”的“文学”，在日本指称的是诗歌、小说、戏曲之类基于文字记述的语言艺术。

　　在日本，大约经历了半个世纪，传统的“文学”意义才发生了变化。而19世纪中叶最初是在香港，英语“literature”与中文的“文学”已经互为译词。当时，“文学”的英语意义是高雅的著述“polite literature”，这与儒学中“文学”的意指大致对称。那么，最初大学文学系的“文学”便是此等含义。

　　就是说，英语的“polite literature”一词大致相当于人文学“humanities”。

　　但欧洲的人文学，乃是研究关乎基督教神学或上帝的语言的学问。与之相对应则意味着关乎人类语言的学问。然而日本的大学没有相当于神学系的设置。日本建立的制度，是在文学系哲学科中包容宗教学。在接受欧洲概念的过程中，经过了所谓的传统概念接收器；而在传统概念的重组过程中，又建立起一种有异于欧洲的概念制度。

　　而涉及英语“literature”中意指语言艺术的狭义用法，最初为了区别大学文学系意义上的“文学”，则另有“纯文学”之称谓，专家之间只称“文学”。在此意义上的“文学”用法，大致限定在1910年前后。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研究者却产生了一个误读，将如上意义上的“纯文学”与20世纪20年代中期形成的“大众文学”误读为对立性词语（反义词）。于是，他们便空想出一个明治时期以来莫须有的“纯文学”、“大众文学”对立的制度。

　　倘不了解此般概念的变化，就无法避免误读现象的发生。就是说，概念史研究在任何领域都是不可或缺的。

　　把握广义的“文学”与“纯文学”、“纯文学”与“大众文学”之类概念的相互关系，显然是十分重要的。关注于此，便可了解文化制度或思维方式的重组或重构，进而修正谬误编写新的文化历史。

　　魏大海：为何日本先于中国发生了上述概念制度的变化呢？是否同样起因于日本过分强烈的、追赶西洋的意愿？

　　铃木贞美：是的。其实日本是小国，弄不好转眼沦为西洋的殖民地。因此当时的危机感发生了很大作用。当然，还有一点就是价值观的差异。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欧洲艺术都对想象力和创造性给予了很高评价。而儒学尤其是朱子学强调的却是另外一种排斥虚构的规范性。因此，当初的中国不大容易接受欧洲艺术的价值观。相反在日本的民众文化中，通过虚构表现人类真情却是受到肯定的。

　　这种“文学”意义的重构过程，不能仅仅放在中国的语境中进行考察。同样因其发轫于中国南部，也无法单在日本的语境中得以解明。日本、中国的研究者必须参照对方的研究、协同作业，才能取得有效的进展。新概念的形成始于局部日渐传播，最终才在社会上得以确立。因此重要的是辨明其演化的全部过程。这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即可完成的工作，须有众多研究者的参与，亦须不断培养新的人材。不妨说，这是一个研究者的运动。

　　魏大海：你很早以前提出了所谓“大正生命主义”的概念，这个说法在中国是陌生的。你可否简单地予以解说？

　　铃木贞美：帝国主义战争和机械文明的发展，使人类生命处在危机之中。为此在进入20世纪转换期的欧洲，曾出现过生命本位的思想。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也曾出现了吟唱“生命本位”的象征主义诗人。而“生命本位”的思想又催生了普遍生命或“宇宙大生命”的理念。如果说宇宙活动的本源是所谓生命，那么前述观念，无论何时何地皆可产生。然而，人类又将诸神、天或“气”看作生命之本源，于是前述观念又是无法成立的。19世纪后半叶，欧洲热力学突飞猛进，于是多数物理学家又以能量来说明宇宙的一切，出现了所谓的宇宙生命能量说。这种观念在日本乃与神道、儒学、佛教等，发生了原理上的新的组合，随之产生了以“宇宙大生命”为原理的绚丽多彩的思想倾向或艺术表现。这就是所谓的“大正生命主义”。它的根基是热力学，为此，竟无人批判其为伪科学。

　　魏大海：2007年，你刊出一部百万字的《多重危机下的生命观探究》。论及古今西东的历史、文化、哲学思想，也涉及今日的地球环境问题。你投身于此项课题研究的动机与前述“大正生命主义”理论是否有着内在的关联？你的此项研究，对于拯救当今日渐恶化的地球环境，具有何等积极作用？或在你的认识中，怎样的拯救方式是有效的呢？

　　铃木贞美：生命观的研究关系到宗教、哲学、艺术、自然科学等几乎所有领域，因此可发挥学际研究或国际研究的有效性。

　　其实根本的动机还是地球环境问题。我们必须追问，到我们子孙一代，这个人类得以存续的地球的自然条件，是否已荡然无存？生命本位的思想与生活方式具有密切的关联。

　　然而，生命本位的思维方式亦有弊端。对于每一个体生物而言，生死乃是绝对的对立。但对整体生物而言，死亡将为其他生物提供营养，生物界整体具有“大生命”的存续链。而由这种“大生命”的思维方式，却又滋生出“集团生命”的观念——将集团看作生命体，集团具有的个个细胞即个体的人，他们的新陈代谢实现了集团的生命存续。这种理念实际上导引出形形色色的国家论或民族论。“大正生命主义”论也是一样，在侵华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时期，它催生出傲慢无比的理念——“惟日本民族肩负着实现普遍价值的使命”，个体小生命应为大义而殉死。这种理念成为支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意识形态核心。

　　我们应以日本的失败为教训，永远回避生命本位思想易于滑落的危险陷阱。

　　魏大海：你在接受日本的新闻采访时说过，日俄战争是普遍性生命主义蔓延或泛滥的时期，战后至今转眼逝去“约莫一个世纪，然而，当今的社会光景竟与当时奇妙地具有重合之感”。你能对此做个简单的说明么？

　　铃木贞美：大正生命主义的根本支柱，乃是“宇宙能量总量守衡”这样一个能量工学的假说。在如今的工学领域，一个流行说法是将人类的大脑和企业的组织比喻为计算机的芯片程序。基于这种思维模式，个人只是情报一般地键入组织，随着组织的目的转换继而键出组织，而其结果将会反馈到组织之中。毋宁说，这是生命体论的一个变种——认为个人理应像细胞那样新陈代谢。

　　电脑芯片及其程序设计，原本就是模拟生物的自我控制机制和人脑功能。因此中国将电子计算机称作“电脑”，实在是一个形象贴切的造语。而如今事情反转过来，我们却要模拟电脑来思考人类。我们陷入了一个类比式的循环。

　　魏大海：说到类比或类推，有人也将最近的金融危机类比为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我们回到现在，来探讨一下最后的这个问题好么？

　　铃木贞美：美国的布什政权一直在推行松绑种种规约限制的政策，企图维持美国的世界市场领袖地位，结果却放任了金融资本的利益追求，导致投资过剩且恶果波及到实体经济，2008年秋初终于引发了世界性的金融危机。

　　而与冷战时期不同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不断发展，如今的中国已是世界经济的重要一翼。因此，虽然美国的金融危机也必然地影响到中国，中国却在遏止经济危机继续发展的国家协调路线中发挥着积极作用。这一点，与生产过剩导致实体经济连锁性破产的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有着根本的差别。

　　卡尔·马克思的世界经济危机理论的确是伟大的。但世界的存在方式亦已发生了变化。如何在国际协调的基础上合理地计划或规约？乃是当今的一个重大问题——的确到了一个寻求最佳方案的时代。有必要同时在地球环境问题上，寻求国际协调和国家间的相互制约。

　　依我个人之见，当今的时代对中国是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