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人档案

　　信力建

　　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知名教育人士

　　■本版采写 信息时报记者 冯钰

　　■本版摄影 信息时报记者 陈文杰

　　走进隐于鸿运花园一所楼宇之中的信孚教育集团，第一印象就是花木扶疏、曲径通幽。这种感觉在写字楼中出现似乎有些突兀——工作室设在居民区的二楼通层，不接地气，但每一寸能照到阳光的地方都摆满花木山石，同来的摄记阿杰说，好像巴比伦空中花园。

　　走进信力建的书房，阿杰又感慨说好像图书馆。三间套间层层递进，每间都是四壁图书，最外一间兼作会客厅与办公室，第二层是为袁伟时准备的共用工作室，最里面一层除了四面墙满满的书柜，更连地面上也堆满了书——有打包尚未解开的，也有书店一般高高垛起的，信力建抱歉地说，“书太多，还没来得及收拾”。

　　与一般人家的书柜不同的是，这里书柜上按序列排放的多是史料类、传记类、档案类的丛书，整齐又古旧地码着，真得有点像哪家文化单位的档案室。而这些书，却是信力建的兴趣所在。

　　信力建祖籍辽宁，广州生长。八十年代初毕业于中山大学，留学英国。回国后于1989年创办了信孚教育集团。从1989年一间课室，两个半工作人员和8个学生起步到今天拥有由学院、中学、小学、幼儿园、儿童福利院、老人院等26个教育实体，近万名学生和800多名教职工的教育集团，开创公校民办等多元化民营办学体制，发挥社会办学效益，他的故事说起来很传奇。而今天，我们关心的是，一个教育界人士的阅读兴味是怎样的。

　　信息时报：所以你有没有统计过自己有多少藏书？

　　信力建：没有认真去清点过，上万册总是有的。

　　信息时报：这里很多历史、史料类的书，那其中有没有版本方面比较珍奇的？

　　信力建：对我来说最珍贵的上百本书是作者们签赠的，是情谊的象征，很有意义。我觉得追求珍本是一种形而下的爱书形式，在互联网时代，书籍的内容可以很便捷地保存和分享，因此没有必要追求版本的珍稀。我更倾向于把自己的思想深入到历史的深处，不局限于手头的一两本书，而是把历史读活。这些书读到脑子里面，不应该是一股股泾渭分明的思想流，而应该是融会贯通，为我所用的。古代文人受到的限制比较多，于是把毕生的精力都用在为古书做注、做疏，我们现在为什么还要做书虫呢？

　　信息时报：也就是说读书应吸收其营养，而不是把自己变成生物数据处理器了。那么作为教育界人士，你推荐些什么书给大众呢？

　　信力建：博览群书。文史哲法经不可偏废，尤其推荐读历史方面的书以及西方当代著名作者的书，比如韦伯-马克思、哈威尔、品特的作品。现在一说深入阅读就是《红楼梦》那“四大名著”和唐诗三百首，这是“五四”以来的一个误区，我觉得不好。这些东西只能是茶余饭后的消遣书籍，把它们当作经典只能是不断收窄中国人的视野，导致中国人思维狭窄。一定想读传统的东西，不如直接去读四书五经。

　　读西方的书，能直接读原文最好，不能的话也尽量寻找忠实的高质量的翻译。一个民族语言中最富有生机的东西是无法被翻译的，举个例子，“不折腾”，这个怎么翻译成外文？马克思的书进入中国，第一次是由德文翻译到日文再到中文的，后来是由德文翻译到俄文再进到中国的，在重重翻译中，原义的扭曲与丢失很严重，导致对原著中部分思想的理解都受到影响。

　　信息时报：语言本来就是对思想的遮蔽，翻译或重述的过程则是对遮蔽的遮蔽。所以你认为不管读传统文化的还是西方的书，都要注意寻找源头的、原生的文本。

　　信力建：对。但原生的阅读可能是吃力的，大众要轻松娱乐，要浅阅读，所以热闹的是于丹那类的书，我把它们称为“鸡零狗碎”。阅读与教育一样都是知识传播途径的问题，而中国读书的人正在越来越少。我们说现在是读图时代，这是一个二律背反，一方面这是阅读的世俗化庸俗化，另一方面却也是大众化简便化。还是应该多读些历史，多读些哲学。

　　信息时报：那么中国当代作者的书呢？

　　信力建：如果只推荐一个人的话，汪丁丁的书一定要读。我一直想组织一个汪丁丁读书会，当代中国作者中，以汪丁丁的作品最为博大精深。他在中国接受了本科教育之后，又在西方受到系统的学术训练，可谓是学贯中西；他本科时候学的是数学，硕士读的是哲学，博士的方向则是经济学，又有跨学科的背景。我前面说了，读书要融会贯通，不要囿于一家一派、一门一科，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信息时报：一直以来你非常关注社会时政，多有时评建言发表在媒体上，比如信孚近年来每年末会评选“年度十大学人”，影响颇深，2008年度你们评选出的“中国十大杰出学人”包括吴稼祥、张千帆、谢国忠等人。

　　信力建：知识分子从来具有拯救的情怀，媒体是拯救方式的一种，而教育则是更深刻更全面的拯救。至于评选杰出的学人，这是一种价值认同，到了一定的深度，价值评判与反思才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