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也有趣，当年几乎能一口背诵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我要用时却查不到。为什么呢？自从林彪“折戟沉沙”之后，按照当时的规定，必须从每一本《毛主席语录》中撕去《再版前言》。我翻了一本又一本“红宝书”，都不见《再版前言》。幸亏找到一本“漏网的”，上面居然还保存着《再版前言》！

　　当年的《工人造反报》、《井冈山报》、《新北大》、《红卫战报》、《文艺战报》等等，我都逐一查阅。我偶然发现，当年上海的《支部生活》杂志，刊载一系列“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央文件，当即复印。

　　从档案馆、图书馆查到的局限于“死材料”——文字材料，我由此更进一步，大量采访当事人，寻访“活材料”。我重视“死材料”，但是更重视“活材料”。我以为，那些“死材料”几十年后以至几百、几千年后，后人仍可查到。他们甚至可以比我更方便地查阅这些“死材料”，诚如姚雪垠写《李自成》可以查阅各种明史档案，大可不必持党组织介绍信！可是，后人无法得到“活材料”——当事人的口碑。挖掘“活材料”以至抢救“活材料”，是一项极为重要、刻不容缓的工作。“文化大革命”虽然过去多年，许多当事人尚在，必须赶紧做好采访工作。

　　“死材料”往往是平面的，只记载某年某月什么事，什么人讲什么话。“活材料”却常常是立体的，可以采访到各种细节，使作品变得非常丰满。不过，人的记忆力毕竟有时不甚准确，“活材料”又必须用“死材料”加以核实、校正。

　　进行“文化大革命”史的采访，要广泛访问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冤受屈者，但同时也应访问那些“文化大革命”大员。

　　在采访时，我一般尽量争取被采访者的同意，进行录音，这些录音磁带，我作为史料永久保存，并拟在若干年后捐赠给历史学家或者我在1986年曾建议成立的“文化大革命”研究所。因为录音远比笔记准确、详细，而且所作速记往往只有我自己看得懂，后人难以看懂。

　　这些年来，我走南闯北，走访了众多的“文化大革命”受害者，记下了中国历史上那苦难的一页。

　　在北京陆定一家中，我与严慰冰胞妹严昭多次长谈。“严慰冰案件”(简称“严案”)是“文化大革命”大案之一，严昭痛诉林彪、叶群对严慰冰的令人发指的残酷迫害。她还由“文化大革命”回溯到延安时代，谈到那时的严慰冰与叶群的冲突，谈到那时陆定一与严慰冰的恋爱、结婚，谈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的戎马生涯等等。

　　（下回：我也曾多次访问贺绿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