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高先生，他给我的印象是位性格开朗说话干脆且善于言谈的人，但今天他说话的口气却迟迟疑疑，有点欲说还休的样子。我挺了挺腰板，耐心地等待他说话。就我的经验来说，听这些老先生谈话是不能着急的，不能催，不能追问。你越是催促急于了解下文，他可能谈得越是简洁，或者干脆就此打住。这些夹边沟农场的幸存者真是怕树叶子掉下来打破了头呀！

　　那是1960年的春天吧，也就是三四月份的时间……高先生的脸上呈现出回忆的神情。对了，是四月初的日子。一天，领导从全场抽了八九个身体好的人，到酒泉县去拉洋芋种子……里边有农业队和基建队的几个人，还有金振柱，——金振柱是基建大队的分队长，是个“拐棍”——我们八个人由他带队。还有一个姓魏的二劳改也是管我们的。还有一个理发员也被挑上了。那天早晨天还黑黑的，我们八个人到伙房每人喝了一碗面糊糊，然后就坐上卡车出发了……

　　我打断高吉义：高先生，问你个问题，拉种子是农业队的事，怎么叫你去，你不是木工组的人吗?金振柱是基建大队的呀，他怎么领着农业队的人出去干活？

　　高吉义说，那时间劳教已经两年多了，右派们都已经累垮了，也饿垮了，有些人死了，活着的也都身体虚弱，农业队挑不出几个能装车卸车的人来；遇上这种外出装卸货物的活，就要从全场挑人。我因为到夹边沟不久就到了木工组当木匠，木匠的活轻松，身体虽说比以前虚弱了，但比别人强健得多，就挑上了。再说我是全场最年轻的右派，进夹边沟的时候才二十一岁，身体最好的时候。金振柱比我大几岁，可他到夹边沟以后就当分队长，管人。不下大田，体能消耗少；再说，领导为了叫他管其他劳教分子，伙食上照顾他，每顿饭都多给他些吃的，他的身体也比较健壮。他长着五短身材，矮矮胖胖的，红润的面孔。

　　卡车在路上跑了一个小时，到了酒泉，进了一个大院，从一间大房子里装洋芋……

　　那不像个机关。除了看大门的，院子里再没有什么人。

　　（下回：我们装了两天洋芋，一天两车，装了四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