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绿汀是张春桥、姚文元的“死对头”。在“文化大革命”中，贺绿汀坚强不屈，人称“硬骨头”。我多次访问贺绿汀，请他详述他与姚文元关于德彪西的论战，谈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张、姚的斗争。

　　东海舰队司令陶勇之死，是“文化大革命”大案之一。为了探明陶勇之死，我一次次访问东海舰队司令部，走访他的几位老秘书、家属以及有关当事人，甚至访问了当年解剖陶勇尸体的医生，终于写出《陶勇之死》。

　　秦桂贞是江青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时借住的那家的女佣，深知江青底细，为此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江青骗往北京，投入秦城监狱。寻访秦桂贞颇费周折，因为她早已退休，很难寻找。经过友人帮助，这才在一鲜为人知的地方找到了她。然而，她却不愿接受采访，因为有关部门已对她作了一些规定，务必办妥必要的手续，才予接待。于是，我只得再奔走，办妥手续。秦桂贞一打开话匣子，我才发现，她是一位非常热忱的老人。虽然文化粗浅，但记忆力甚好，叙事也有条有理。说到江青恩将仇报，她咬牙切齿，潸然泪下。她的四小时谈话，为我写江青提供了翔实而丰富的“活材料”。

　　在最高法庭审讯江青时，与秦桂贞同去北京、出庭作证的是郑君里的夫人黄晨。在20世纪30年代，她叫江青“阿蓝”，江青叫她“阿黄”。买了一块料子，她俩往往同做一色上衣。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对知情甚深的郑君里、黄晨进行残酷迫害。黄晨的回忆，清楚地刻画出当年江青的形象。

　　在写姚文元传时，为了弄清姚文元解放前入党的经过，当年他的入党介绍人、支部书记、支委给我诸多帮助。他们和我一起聚会，共同回忆。这样相互启发，你一言，我一语，使回忆变得更为准确、丰富。老作家楼适夷则向我长谈了他所知道的姚蓬子，王若望也跟我谈了他所知道的姚氏父子。关于姚蓬子在南京狱中的情况，我访问了当年国民党中将汤静逸先生。很可惜的是，我曾向丁玲谈了我写姚蓬子，当时她太忙，说过些日子约我细谈，不料她竟与世长辞……

　　当年在反右派时挨过张、姚之棍的老作家施蛰存，熟知张、姚的底细。十八岁的张春桥刚从山东来到上海滩，便在施蛰存手下干活。张春桥不懂装懂，乱标古书，正是被施蛰存发觉，停了他的工作。当时的《小晨报》，曾详细对十八岁张春桥的劣行作了报道。施蛰存也与姚蓬子相熟。丁玲第一次结识姚蓬子，便是在施蛰存的婚礼上……

　　那些年，我奔走于“文化大革命”受害者的家庭，访问了众多的重灾户。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控诉，激励着我前进——尽管这是一项工程量大、头绪繁多的工作，我仍坚持去做。他们赋予我一种历史的使命感。我的调查，我的研究，我的写作，不再是我个人的事情，而是对历史负责，对党和人民负责。我深感遗憾的是，电影《东进序曲》我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黄秉光的原型、上海市委前统战部部长陈同生之死，是上海“文化大革命”大案之一。我曾访问过陈同生夫人，只粗粗谈一下，原拟过些日子再访，她却突然病逝，我迟了一步……

　　（下回：三访张耀祠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