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都以“男/女”纠葛展开叙事，但在《绿化树》等小说中，这种模式呈现为“灵/肉”、“创伤/拯救”等深层心理冲突，马缨花、黄香久等女性以那个年代极为稀缺的食物和自己的肉体拯救了困顿中的男人，但最后却大多遭到他们的遗弃或出卖，晚景凄凉或下落不明。对这种始乱终弃的行为，张贤亮在文本中有不少忏悔和内省的段落，体现了作家在经受“灵/肉”煎熬时的深层反省意识，这也是他八十年代的小说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原因之一。

　　但是，在《壹》中，那些质问、自省和温情消失了，由于作家将这种以“生存”或“取精”为直接目标的“男/女”交易视为理所当然之事，毫无情感挣扎和道德障碍，因此叙事极为畅滑，而这也正是危险之处。一部没有叙事“疙瘩”的小说就仿佛一面经过精心抛光打磨的镜子，它可以毫无忸怩地映照一切，却唯独看不到作家主体丰富的心灵映象。

　　从小说的深层指向来看，《壹》也并非人们所指责的那样“荒诞”和“离奇”，它与《绿化树》等小说一样都有明显的政治和现实功利性，《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凸显的是那段令全民陷入疯狂的“政治”现实，它是曾罹政治灾难的作家屡写不尽的资源，因此，张贤亮在八十年代的每一次写作、每一部小说都可视为作家力图忘却苦难、摆脱压抑的“白日梦”，正可谓“二十余年成一梦，此身虽在堪惊”（ 陈与义·《临江仙》）。

　　张贤亮曾经说自己是“政治动物”，称“参与政治”是“对国家和民族的崇高责任”。“学而优则仕”是中国知识分子千百年来缠绕难解的情结，倘“仕”不成，则退而求其次，下海经商也不失为最好的选择。如今，又是二十年过去了，这二十年来，张贤亮以独特的商业理念将镇北堡西部影视城经营得风生水起，作为文人“下海”获得巨大成功。是文人？还是生意人？当这两者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时，张贤亮的小说也日益走向纪实化、通俗化，《我的菩提树》、《小说中国》就是如此，应者寥寥，鲜有喝彩，与八十年代的阅读盛况形成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