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 庄焰(中国社科院青年学者) ■被采访人 毛丹青

　　七颗铜豌豆

　　庄焰:你刚出版的《日本的七颗铜豌豆》中七颗铜豌豆都代表了什么？ 

　　毛丹青:我是20多年前到日本的，后来一直住了下来，变成了定居。小的时候在北京上小学，母亲的一位好朋友是从广州来的，当时他带来了一大麻袋的新鲜的豌豆，据说是下酒的好菜。我还小，不能喝酒，但看着青油油的豌豆，觉得十分稀奇，当时也是因为学校刚教我们小学生世界地理，其中说到日本，而且给我们展示的日本地图很像豌豆，你只要仔细看看它的形状就不难理解。于是，这样一个概念从很小的时候开始萌发了，一直到了我定居日本20年的时候，忽然发现童子功厉害，因为那个无忧无虑的时代非常真实地反应了我对日本的第一印象。尽管没去过这个国家，也没接触过这个国家的人，但从视觉上从地图上却能找到相当有趣的印象。所以说，这次书名是对一个少年的我的回答。后来在跟编辑与美编商量的时候才得知豌豆也叫“铜豌豆”，是元曲里面的。所谓“铜”无非是比喻那些顽固不化的性格。经证实，原来是出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的关汉卿，原话是这样的:“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于是，索性用这么一堆比喻来形容人的性格，岂不很好么？尤其是描写日本人的时候，有一个清楚的概念往往比什么都没有要强得多，至于为什么用“七颗”铜豌豆，而不是“八”或者“六”，其实非常简单，只是觉得“七”这个发音比较响亮而已。七颗铜豌豆代表了日本人的七个性格。即: 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珰珰、泡不透、熏不干。

　　庄焰:你经常游走于中日之间，能否具体谈一下究竟中国与日本的文化谁影响谁多一些？

　　毛丹青:中国对日本的文化影响集中在古代，反过来，日本对中国集中在现代，或者准确地说是当代。比如汉字文化显然对日本当今社会的影响很大，不仅是从小的必修课，而且还是每个日本人被看作是否有文化的最重要的表现之一。日本现任首相麻生太郎以酷爱漫画闻名，但同时也以经常念错汉字而广为人知。汉字在日文里分“音读”和“训读”两种，尤其是后者的读法不经过训练恐怕很难记住。日本首相念错汉字读音本来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结果被日本媒体八卦以后，各路出版商纷纷拿出新版的汉字读音读本，书店爆卖，走红了，目前这个势头很猛，很可能成为今年日本畅销书的黑马！由此可见，日本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有深度的，加之最近大片《赤壁》热播，跟《三国志》有关的书籍也纷纷上架，影响面很大。与此相比，日本对中国的文化影响更集中在当代部分，刚才说的村上春树是一个例子，另外一个漫画也一样。赶巧日文里的“村上”与“漫画”的字头读音都是“M”，前者Murakami，后者Manga，换句话说，日本文化两个“M”影响了中国。

　　神户让我明白了村上春树！

　　庄焰:你的书中提到村上春树过人之处并非他的文学？你对村上春树怎么看，为什么他会在中国这么火？

　　毛丹青:这个现象挺复杂的，说他过人之处不是因为文学，主要是针对他的性格而言的，我觉得村上春树是一颗真正的铜豌豆！因为他不搭理日本文评界对他的指责，也不跟媒体玩儿，独往独来，从他的小说里很少看到日本元素，既没有川端康成那般空灵的原状描写，也没有大江健三郎那般自省哲理式的语言，他拥有的似乎是一个通往世界言语的快车道，尤其在中国，村上热的程度令人吃惊。东京有位学者曾经用GDP衡量村上的文学，发现一个国家的GDP达到某个程度的时候，类似时尚与传统，更新与守旧这类矛盾开始显现的时候，村上的小说就会飙升，获得很好的人气，而中国所谓小资一代，也许是造成这一飙升的原动力。我在日本一直住神户，这也是村上春树从小成长的城市，一面靠山一面靠海，很美丽，有位广州的女编辑曾经到我这里来做客，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神户让我明白了村上春树！”。其实，她的话很有代表性，一旦看到了文学发生的地点就能马上领悟，正好说明了村上文学之于中国的波及程度。

　　庄焰:你有一个观点是中国文学要从汉学家突围，你认为现在存在的问题在哪里，应该如何突围？

　　毛丹青:中国文学要从汉学家突围！说穿了，就是应该收拢汉学家。因为世界上的汉学家既是中国文学的传道士，又是一面很厚很厚的墙壁。没有他们，中国文学无法展翅飞翔。建议中国作协建立重金奖项，面对各国的汉学家，奖励他们对介绍中国文学的辛勤劳动。其实，世界上一些力推自国文学的大国都采用这类方法，奏效快，名声造势也大！去年日本有个学者重新翻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因其新译优美的文笔大获好评，结果书市上爆卖，超过百万册大关，后来俄国总统立即颁发了大奖赠予这位日本学者，并且在莫斯科接见了他。这个举动再次成为新闻，书市再掀陀思妥耶夫斯基热。

　　“行走”的意义

　　庄焰:我知道你从很久以前就把“行走”当作解读文化的关键词，并且亲身实践，先是组织中国的媒体人去行走，然后又邀请作家、导演们去亲自行走，为什么？ 

　　毛丹青:因为一直不停地走日本，所以知道“行走”能给人带来多少现场的感觉，我老觉得对另外一个文化的了解应该更多从“行走”开始，概念往往不如一些细节，哪怕细节再小，有时能触动你日常未必得到的所想所思。起先是跟国内的媒体人去日本的京都，后来还去了新泻县，一个挺偏僻的小岛叫“佐渡”。再有，还去了岛根县和鹿儿岛县什么的，这些行走大都避开了东京这样的大都会。其实，日本也一样，保留很好的文化往往会在乡村里，而不是那些十分张扬的钢筋水泥般的楼群。这些情景后来跟中国的作家以及电影导演一起行走时感触很深。前几年，跟作家莫言一起寻访川端康成的大阪老家，他的一位侄女，年龄80多岁了，走近我们，一边问好，一边拿出一封川端康成生前的亲笔书信，其中记录了他当时感激老保姆的一段情意。因为川端从小失去了父母，后来祖父祖母的家计也困难，原来的保姆都辞退了。就这样，有一天老保姆还来看小川端，给他东西吃，川端十分感激，念这份情意念了整整一辈子。当我一边听川端的侄女讲这件事，一边把细节讲给莫言的时候，发觉中国的作家能够如此安静地、而且是深度地走向日本作家的内部，实在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文化需要“零距离”地接触。至今为止跟我一起拥有这种与日本“零距离”接触的中国作家还有余华、苏童、李锐和安妮宝贝，电影导演有田壮壮和霍建起。

　　庄焰:作家和导演们后来也开始跟你一起行走，我注意到有《莫言·北海道走笔》和《苏童·花繁千寻》《烧梦·李锐日本讲演纪行》，从个人的角度描绘了日本，既有风景，又有文化和人，有差异也有共鸣。您觉得这种行走对中国的读者有什么意义？

　　毛丹青:意义很大，因为百年以来的中日关系，尤其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似乎还没有过类似这样的零距离的了解。改革开放以后，从中国到日本的人越来越多，像我这样定居的人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大批有识之士通过出版书籍杂志或者电视媒体大量介绍日本，不仅仅是介绍，而且还有观察与研究，这个势头应该是空前的。我10年前出道开始用日语写作就一直坚持写日本人，而在很多场合下不写中国。引用一位中国禅师的话说:“在你的眼睛里看到的是我自己！” 我很喜欢这个哲理，因为了解别人的目的是为了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的智慧与包容、观察与远见，这些思想元素都应该建立在了解对方的立场上。正因为如此，这些年用中文写作还是坚持了写日本人，不仅我自己写，还邀请中国著名的作家和电影导演与我同行，一路上的交流等于重新激发了我对日本的好奇心。日本住了20多年，起先觉得好奇的事情不再好奇了，这个好奇被消耗以后，容易出现一个惯力了解日本，比如动不动就用富士山和樱花形容日本，这些观察不是不对，而是除此之外的内容，我们是不是没有发现，是不是需要更多的“行走”往深处了解呢？你刚才提到的书籍里面很好的反映了这些内容，眼下正是初春，樱花迫不及待地要开了。去年同一个时期，作家苏童跟我一起游走日本，后来在我策划的书里，他这样写道:“樱花是一张永恒的明信片，仍然有永恒的签名者，只是平凡的市民们有最神奇的签名方式，他们用大片大片的樱花在这张故乡的明信片上签了自己的名字。” 我觉得这么一个细节也许正是我们这些年“行走”所带来的意义，文学应该提供更多的现场描写，从中得以释放的意义则是属于读者自己的。今后对日本的观察与了解，我还会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