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西方现代文化发展，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一条文化线索，从上世纪50年代的“垮掉的一代“，那些游荡在纽约“城市之光”的诗人、作家、艺术家，到上世纪60年代的民谣歌手、呼唤“爱与和平”的民谣歌手和“花之子”的嬉皮士，70年代还有愤怒、暴躁的“朋克青年”，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了新的方式面对生活，如“背包客”、“环保主义者”、“国际志愿者”等等。

　　半个世纪以来，不同年代的青年们用诗歌、音乐、或生活本身选择上路，他们身上，总藏着一种反叛的气息。从某种程度来说，这种反叛也许与时代无关。因此，在了解历史的时候，我总在想，今天，我们的身边是否也有嬉皮士？嬉皮的精神和爱究竟是如何传递？

　　此时，云南大理，一个聚集音乐人、背包客、闲散人士的小城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如果你要去旧金山的话，

　　一定要在头上戴著鲜花

　　如果你要去旧金山的话

　　你将会遇到许多和善的人

　　对那些要去旧金山的人

　　夏天将会充满了爱……

　　——San Francisco

　　认识莫柒已经有十三四年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资源匮乏又非常渴望获得新资讯的文艺青年们，往往通过写信、买打口、交流摇滚杂志而相识，如今想来，那也是中国年轻人被音乐影响的一个黄金年代，因为稀少而可贵，因为单纯而执着。喜欢摇滚的人很轻易地和身边的人隔离出来，犹如在上世纪60年代嬉皮士留长发一样，大家很简单地因为音乐、纯真、期望而碰到一起，平常的日子，很沉默，很反叛。因此，认识多年来，和莫柒话不多，却一直很投契。

　　这十来年，每个中国人都面临着巨大的改变，网络的出现甚至改变了我们的交流方式，当年的伙伴，有些人现在是IT经理，有些人成了音乐商人，有些人进了时尚杂志，有人成了摇滚明星。莫柒也变动过几次，当老师，辞职，再当老师，可我总觉得他变化不大，一直在写着什么，结识一些奇奇怪怪的朋友，后来又做了一个翻译工作室，叫“Transplay翻译工作室”，翻译自己喜欢的小说，比如《在路上》，直到今年年初，他告诉我，他搬到了大理。

　　我有些讶异，又觉得这可能是必然。多年前，我们就在谈论着“在别处”，谈论着一些理想和纯真，而他终于下决心去实践了，去过一些简单的日子。

　　大理是个有意思的地方，有着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人，看上去都是不务正业、漂泊四方，也许人数并不够众多，但足以成为中国社会中难得一群自由之人。当谈起嬉皮士以及“垮掉的一代”，我一下想起了在大理闲散的莫柒，此时，他对嬉皮、自由又有怎样的看法呢？

　　信息时报：对于你去大理生活，我有一点好奇，是什么促使你放弃原来稳定的工作，去大理定居？ 

　　莫柒：可以这么说。每个人有一个本我。之前来过大理十多次，每次离开都很难过，仿佛刚刚找到自己，又要离开了。2004年彻底想放弃自己身在的文明，移居大理。但父母年迈，始终无法开口。用了五年时间，让他们空欢喜了一场--先提职称，后拿学位（当然后来发现这些都是和自己没有关系的）。但“我”在某一个时刻站到面前， 无法回避也根本不想回避。你一旦想过自己想要的生活，的确会不顾一切直奔而去，其他的一切都会围绕这个中心而改变——非我的，作幻相离散；本我的，聚过来 支撑。  

　　信息时报：这几个月，我从你的博客里看到了一些你在大理的生活，但还是不太了解你每天在那里做什么？

　　莫柒：就是过日子。做一些翻译，以为修行，可以叫做“译道”。喝茶。喝咖啡。种花。看书。听音乐、听朋友玩音乐。看电影。买菜、做饭。聊天。坐。溜 达，有时去山上或者湖边，有时去附近的县城。目前还想种菜和学一们手艺。有时写一些文字和拍一点照片，娱乐自己，娱乐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朋友。　 

　　信息时报：你喜欢现在的生活吗？后半辈子都这么过？ 

　　莫柒：当然。

　　信息时报：很多人都向往某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但大家又会想，你靠什么生活？

　　莫柒：如前所说，“其他的一切都会围绕这个中心而改变”，靠什么生活都可以，但并非要首先考虑的。

　　信息时报：这段时间或者大理的新生活，带给你的最大享受或愉悦是什么？

　　莫柒：“我”在生活。 

　　为什么翻译“在路上”

　　信息时报：翻译是你一个长期的项目，为什么选择了杰克·凯鲁亚克的作品？

　　莫柒：到目前为止， 杰克·凯鲁亚克的作品都是我女朋友在翻译，我作校对。我个人体会其中的原因，可以用小说《活着》结尾的歌谣描述：“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拙藏，老年做和尚。”当然，其中的少年、中年、老年与年龄无涉。　 

　　信息时报：为什么重新翻译《在路上》？ 

　　莫柒：因为我们的生活经历与《在路上》所写是一样的。所以翻译《在路上》是以另一种方式写自己，写我们这一群人。我们并非作品和作品所呈现经验的旁观者。重新翻译的《在路上》是血肉之躯。

　　信息时报：你们希望翻译中，向读者传达什么？ 

　　莫柒：生命体验的分享和交流。 　

　　音乐对你的影响？ 

　　信息时报：现在距离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青年运动已经有四十多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四十周年也有四十年。你觉得，那时的青年亚文化，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对你产生过影响吗？

　　莫柒：有，很多东西与时代无涉，或者说是超越时代的。比如“迷惘的一代”、“垮掉的一代”，过去、现在、将来都可能存在。

　　信息时报：音乐（摇滚乐）在你的成长（生活）重要吗？有多重要？

　　莫柒：重要。大学时候，在接触摇滚乐的那个夏天蜕变成另一个人。音乐中有神秘的事物存在，可以说它是原始的东西，谜，带领我们前往另一个世界。音乐首先使人自由，然后使人智慧。

　　信息时报：不知道为什么，每当我去看六十年代那些纪录片也好，摇滚明星的电影也好，或者看书，都会有一种很遥远的感觉，仿佛那是一个黄金时代，而今天的人无论如 何也无法抵达。你的觉得，“嬉皮精神”或者“朋克精神”在中国是否有真正的身体力行者？或者说，那种青年文化是否在中国青年身上也存在着精神继承？ 

　　莫柒：以以赛亚·伯林“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观念来看，可以传承精神，可以身体力行。问题仅仅是是否愿意传承精神，是否愿意身体力行。

　　信息时报：你身边有“嬉皮士”或者说，有那种身上有着“垮掉的一代”“嬉皮士”精神的人吗？ 

　　莫柒：有，很多。

　　信息时报：你觉得自己的生活和青年亚文化、“垮掉的一代”、嬉皮士有着怎样的联系？

　　莫柒：自由，然后智慧。

　　信息时报：你如何看待“垮掉的一代”、“嬉皮士”那段充满理想与激情的历史？

　　莫柒：虽然可能泥沙俱下，但值得致以最高的敬意。智慧生勇气，或者勇气得智慧，并非发生在每一个时代。同样，并非每一个时代，人们都会被驱动着走上寻找自己的道路。